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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文库》:世界共享的中国典籍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19-05-07 15:48:49      浏览次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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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子木

 

什么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李小龙的功夫?全聚德的烤鸭?显然这些为今日外国人所熟稔的部分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

 

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中国古代科技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只是浩瀚中华文化中华彩的部分,并非全部的交响。

 

“欲要国外了解真实的中国,先要让外国人读得懂中国的典籍。”抱着这样的想法,1993年,一群中国当代优秀的文化学者和出版人的手握到了一起,从那一刻起,《大中华文库》这艘文化巨轮正式起航。

 

《大中华文库》出版后,多次被作为国礼送给外国领导人和学术机构,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14年9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向斯里兰卡政府赠送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图书100种188册。2015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访南美四国,向哥伦比亚总统赠送了《大中华文库》西班牙语系列的全套图书。

 

一次为世界读者的聚首

 

如果说贾宝玉是“住在红色房子里的公子”这样的翻译还算差强人意,那么林黛玉被译成是“一块黑色的石头”就实在是过于荒诞了。美裔专家沙博理说:“外国学者当然知道中国文化是很了不起的,可是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人民、中国学者自己理解得那么深刻。他们的翻译有时根本没有翻译出原文实质精神所在。”

 

据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大中华文库》工作委员会主任杨牧之介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版界与国外接触多了,我们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也感受到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误,“有人攻击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好战、中国科技落后”。所以当初大家聚在一起启动《大中华文库》,就是想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我们要告诉世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和平、勤劳勇敢、团结奋斗的民族。”

 

项目启动之初,杨牧之、黄友义、徐明强、阎晓宏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出版人和翻译家精心策划,随后相继参加的尹飞舟、李岩、黄松等互相鼓励,通力合作,筹划开启了《大中华文库》编译出版的漫漫征途。

 

1994年7月,新闻出版署批准《大中华文库》正式立项,《大中华文库》编撰工作正式启动了。

 

《大中华文库》得到了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专家学者如季羡林、任继愈、杨宪益、沙博理、袁行霈、叶水夫、金开诚等的肯定和鼓励。

 

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问题是弘扬的范围是什么?弘扬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是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对我们的后代;更重要的是对世界。《大中华文库》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前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杨宪益先生说:“这是我们年轻时要干的事,那时我们年轻气盛,想干大事,但没有条件,你们今天有条件了,要干好。”

 

文库编撰有“三精”

 

航船启动了,出版人获得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机会,大家也都奋力划桨,力争让《大中华文库》早日驶向世界的文化海洋。资金是匮乏的,没有专项国家财政支持,参与项目的17家出版社就自掏腰包,咬着牙坚持,将来会有回报吗?不知道。

 

后来,有书商看准文库今后会有利可图,便提出:“我来出钱,你们编辑,编辑费用你们尽管高开,书出来你们就不要管了。”大家不为私利所动。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采用中外文对照形式,全面、系统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典籍,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它不仅是一项翻译工程,也是一项古籍整理工程。如何把经典挑出来、把文脉传出去,考验的是参与者“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力和能力。

 

《大中华文库》设有两个委员会,工作委员会负责整体的组织协调和计划的落实、完成工作;总编辑委员会负责版本选择、译者确定及内容审定。

 

杨牧之介绍,《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确定了“三个精”原则:一是精选书目。如汉英对照版精选了我国古代思想哲学、文学、历史、科技、军事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典籍,并召集各方面专家研讨确定。二是精细编译。遴选中外专家,对中文原文进行细致的校勘整理和今译;同时约请国内外翻译家精心翻译,在出版社三审三校的基础上,工委会再组织专家对中外文进行四审、五审,以确保《大中华文库》的国家水准和传世价值。三是精心制作。《大中华文库》专设印务小组,坚持统一版式、统一装帧、统一纸张、统一印刷,确保整套丛书的印制整齐一致,体现出版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封面设计突出了三个重要元素:故宫的门环,象征叩开中华民族文化的宝库;壶口瀑布,象征中华民族的源远流长;书脊上的长城垛口,当整套丛书摆在一起的时候,书脊上的垛口图案便连成一条绵延、巍峨的长城,象征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大中华文库》的编辑工作十分繁杂,要做到原文、释文、外文三对照,对编辑来说做一本书,相当于三本书的工作量,但没有人退缩。“从根本上说,大家就是凭着一腔热情,觉得这项事业事关国家和民族,是中华民族子孙的责任,我们应该做。”杨牧之说。

 

许多外国专家也为《大中华文库》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汉英对照版《晏子春秋》的译者、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欧永福在该书发布会上说:“我的孙女7岁了,她问她的奶奶,爷爷是干什么的,他整天都在做什么呢?她的奶奶并没有说爷爷是特拉维夫大学的教授,而是说爷爷是研究晏子的人。”

 

2011年12月23日,经中央批准,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暨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表彰大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会见代表的讲话中对《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大中华文库》的出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建设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沿着“一带一路”再出发

 

今天,《大中华文库》有了新的使命。2018年,工委会启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的翻译出版计划。2019年,《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第一批,84种)被确定为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第二批也在着手筹备。

 

在杨牧之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倡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指明了新的路径,也给《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带来了现实机遇。“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而文化典籍恰是沟通民心的重要媒介,从这一点看,《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大中华文库》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2016年,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汉英对照版110种的译介出版;第二阶段是为进一步扩大《大中华文库》的国际影响和受众覆盖面,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中华文库》工委会经过多方论证,2007年立项启动《大中华文库》多语种版的编纂出版工作,截至2018年,多语种对照版193种已经陆续出版170多种,以法语、阿拉伯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日语、韩语等8个文种出版中国最经典的典籍作品。国内30多家出版单位先后参与这项国家重大文化出版工程。

 

而《大中华文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对照版的启动则标志着该项目开始了第三阶段。“这是一次新的征程,我们希望有更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出版单位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将这项光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杨牧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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