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11月20日，中国出版协会、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京举行宋木文同志追思会，深切缅怀这位将出版视为一生事业的“出版官”。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阎晓宏，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于永湛、石峰，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梁衡，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原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张伯海等出席追思会。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主持追思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出版家，文化部原副部长，原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宋木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21日23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追思会上，柳斌杰回顾了自己与宋木文工作交往过程中结下的友谊，称宋木文是自己深为敬重的新闻出版界老领导。柳斌杰说，宋木文同志为出版奉献了一生，他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出版界，长期担任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领导，亲历了我国新时期新闻出版业与版权业的改革与发展，也曾经具体参与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对我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表现出了敢于担当的改革勇气。我们缅怀木文同志，就应当学习他处处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献给党的出版事业；就应当学习他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光明磊落的品格，推进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事业发展；就应当发扬他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为繁荣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阎晓宏在讲话中说，出版事业是木文同志一生的事业。木文同志提出的“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出版工作必须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努力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品位”，对当前乃至今后出版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木文同志思想上既坚持党性原则又敢于开放。上世纪90年代初，原新闻出版署党组提出的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等思想，实践证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提高出版生产力十分有益。在版权方面，以木文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版权人，不仅在争取设立出版和版权机构等重大事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组织参与并领导推动了《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是中国版权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木文同志为出版、版权事业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受益终身。
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在书面发言中说，木文同志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第一，他坚定清醒，始终科学地把握出版工作的性质、定位与方向，一以贯之地坚持讲质量、讲效益，出好书、出精品，服务大局、服务读者。第二，他认真执着，视出版事业、出版工作为生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第三，他睿智大气，刚正但不鲁莽、严谨但不怕事，更不会绕着困难走，故意把不好解决的问题推给别人。第四，他本色率真，把真正想干事、能干事、正正经经做出版的人当朋友，出版界也把他既当领导又做朋友。我们要向他看齐，要在出版领域接着木文同志未竟的事业继续往下做，这是对他最好的追思、纪念。
追思会上，刘杲、谢明清、陈为江、王涛、石峰、于永湛、桂晓风、翟丽凤、周谊、吴江江、韩绍祥、梁衡、高明光、辛广伟、黄国荣、海飞、于殿利、宋木仁等先后以书面发言和现场发言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追思和缅怀宋木文同志。
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在京出版科研单位负责人，出版界的老同志，宋木文生前好友、同事及其亲属出席了追思会。
他视出版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宋木文同志追思会侧记
11月20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11层会议室气氛凝重，出版界深切缅怀宋木文同志追思会在这里举行。与会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为我国出版事业奉献一生的“出版官”宋木文。
宋木文因将出版视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而广受出版工作者敬仰。宋木文提出的“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被出版界视为名言。宋木文的一生，犹如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书写的挽联：繁荣出版，一代功臣垂青史；建设文明，万卷图书传世间。
追思会上，大家以书面发言和现场发言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回顾了自己在宋木文同志领导下的工作经过和对宋木文同志思想、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为人处世的敬佩之情。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石峰在以《一辈子的榜样》为题的发言中说：“我和木文同志都是1972年进入国务院出版口工作的。我跟随木文同志几十年，他的思想品格，他的学识涵养，他的为人处世，他对事业的忠诚与追求，是我一辈子的榜样。”
刘杲在《我的老师宋木文》的书面发言中说：“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这是老宋的名言。它包括了出版业运作的基本元素：数量和质量，质量为主；经济和文化，文化为主。它还包括了出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出版繁荣。老宋不是坐而论道。例如，退出一线之后，老宋主持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续修〈四库全书〉》，有力印证了他的出版雄心。”
宋木文对出版工作的热爱，在其生前最后著作《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中有着清晰的描述：“使用‘出版官’的概念，主要是想表明一种责任担当，欲做一个爱岗敬业的出版管理者。这样，尽管‘官位在身’，我仍然是以‘出版人’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我视出版是我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在职时，力求在实践中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担当结合起来；离职后，离开工作岗位了，但事业还牵挂着。”
“木文同志在探索出版改革开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如关于出版社的属性问题，早在1984年他就提出‘要进行出版社的改革，就要实行名副其实的企业法人制度’。后来，他还给我找到1952年政务院文件，当时确定无论是公办的还是合营的出版社，都是企业，这对我下决心转企改制是重要的力证。再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早在1988年前，他就把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概括为：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这个概括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担任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期间，宋木文在改革和繁荣新时期出版事业方面倾注了大量智慧和心血，包括制定出版政策、策划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加强管理机构、改进出版管理、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在许多重要关头和重大事情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柳斌杰在讲话中这样说。
“老宋对自己热爱的事业的执着，深深感动了我。他无论是在病中还是休养时，我们谈论的主要内容都是出版的发展繁荣。”求是杂志社原社长高明光称赞道。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在书面发言中感慨地讲了这样一件事：“今年7月2日，大概离他患病住院不到10天时间，他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制订‘十三五’规划老干部专题座谈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事先阅读了多份材料，用钢笔写了多页发言提纲，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望着他手中字迹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提纲，听着他充满感情、精辟深刻、极富启迪意义的话语，钦佩不已，感动不已。”
对宋木文的钦佩远不止上述这些。原新闻出版署音像司司长谢明清在发言中，深情地回忆了1991年3月24日宋木文在生病住院期间就音像制品管理书写了一封长信的经过，以及此后带病主持全国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工作会议的工作片段。谢明清说：“从木文同志这封信和有关工作片段，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留下的全心全意的工作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在为人处事方面所展现的品格和风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弘扬。”
宋木文对出版工作的热爱，还体现在对基层出版人的关心爱护上。人民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韩绍祥激动地说：“我1999年1月到人教社工作。宋老告诉我说人教社是大社、老社，有专家、有好的传统，你要多向大家学习。在我的工作中，宋老给了我不少指导，这些都使我这个‘门外汉’受益匪浅，难以忘怀。”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也动情地回忆道：“2008年，我从新闻出版总署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去前我到木文同志家向他报告并请教。当听完我的工作设想后，我以为他会给我讲一番话，嘱咐我将来怎么工作，结果他就讲了一句话：‘无论怎样干，商务的品位不能变。’这句话包含了老一辈出版家对后辈的殷切希望。”
“木文同志将自己最后的著作命名为《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他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今年10月16日，木文同志在病中和我说的几件事都是关于出版的，竟然没有一件是私事。”王涛说。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发展改革风气先，政声人望仰前贤。开来继往功勋在，遗著长存锦绣篇。”刘杲的挽诗《送别》表达了出版人对宋木文的缅怀。
“木文同志的道德风范、工作作风，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木文同志离开了，但是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我们来传承。我们要在有生之年，为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用行动来怀念木文同志。”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于永湛的一席话，值得今天的出版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