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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震宁:多出好书应是出版业的终极目标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3-11-04      浏览次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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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结合”,首先要看出版人有无崇高的文化理想,有无不俗的精神气度。

“完美结合”,还要看出版人有无过人的出版实务能力,有无出色的商业理性。

“完美结合”,还要美在出版人出色的商业理性,美在出版人卓越的经营才干。

多出好书才是出版界的终极目标,多出好书才是出版业“三不朽”的业绩。

出版界近来热议出版人的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以及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古人有“三不朽”的追求,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完美结合”与“三不朽”的精神颇为一致,说的都是追求事业更高的境界乃至不朽。在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坚持追求“完美结合”,深刻体现了出版人不断提升的精神境界,令人振奋。

正如“三不朽”的至高境界乃是思想精神上的不朽,所谓“完美结合”,首先要看出版人有无崇高的文化理想,有无不俗的精神气度。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商务印书馆开创者张元济为馆内同仁写的一首七绝,也抒发了自己“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崇高意愿和切实发展商务印书馆事业的目标追求。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这一形质俱佳的论说,很好地阐明了现代出版人的文化责任和职业认同。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这是我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的杰出代表邹韬奋在主办《生活周刊》之初为刊物定下的宗旨。“竭诚为读者服务”“我们要极力使我们的文化工作能影响大多数人,影响的范围越广大,文化的功效越大”,则是他穷一生精力所努力追求的文化启蒙目标。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文化传播者的文化理想、文化态度、文化气质、文化品格,不仅引导传播内容的选择,也会影响文化传播的运作;不仅决定文化价值的优劣,更会影响文化事业的成败;不仅影响于当时,更会传至久远。

然而,正如“三不朽”尚需追求立功之不朽,所谓“完美结合”,还要看出版人有无过人的出版实务能力,有无出色的商业理性。

作为出版人,只有文化理想和精神气度,并不一定能成就一项有效益的出版项目,更不要说打造一家百年老店、跨世纪名社。马克思有过著名论断:“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来摧毁。”这一论断强调的是要分清事物的性质并加以区别对待。以此论断来看出版业,我们也可以说,文化理想不能代替商业理性,市场的问题还要市场来解决。现代出版史告诉我们,成功的出版人无不是出色运用其商业理性而获得成效;成功的出版人倘能广受社会敬重,则不只在于其商业理性的出色,主要还在于其不俗的文化理想;而成功的出版人倘能青史留名、泽被后世,势必是他们高远的文化理想与出色的商业理性实现了完美结合。

张元济不仅是一位“以教育为己任”的爱国维新人士,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的经营专家。商务印书馆在他的经营下,不拘一格,广纳人才,一时群贤毕至,声威大震。后来成为教育文化大家的茅盾、叶圣陶、胡愈之、郑振铎等,均被他招至馆中,逐步成长为业务主力。后来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经营时,实施科学管理,使得经营实力大幅提升,也是在张元济鼎力支持下得以实现的。陆费逵则是一位出版经营奇才。中华书局在他带领下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竞争,快速发展。他善于以己之长克对手之短,大力弘扬中华书局追随国民革命之长,在新式教科书出版上迅速超越商务印书馆。他还善于抓住机会实施多元化发展。商务印书馆业务原是从印刷业扩展至出版业,在出版界、印刷界声望最大,后来其印刷业务逐步萎缩,中华书局则迅速进军印刷业,很快把当时公债和纸币的印刷包揽到手,获得大量利润,中华书局实力陡增。邹韬奋更是一位文化与经营的全才。他接手主办的《生活周刊》,短短几年就由原先期发行量不足2000册剧增到15.5万册,成为全国发行量第一的杂志。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不到10年就扩张成为在全国各地拥有56家分店的连锁书店。

“完美结合”,还要美在出版人出色的商业理性,美在出版人卓越的经营才干。

对于“完美结合”,也有人一直是存疑的。存疑的理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既是文化活动,又是商业行为。文化活动有文化的逻辑,商业经营有商业的逻辑,二者有时并不在一个价值体系中运行。商业运作以市场效益论成败,市场的盲目性有时还会演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悲剧,而文化价值从来就有优劣、雅俗、精粗、文野之分,高雅的文化决不会向通常的市场效益俯首认输,因而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但是,成熟的出版业必然要实现文化逻辑和商业逻辑“完美结合”,否则将无法健康运行。为此,我们要建立出版的逻辑。

所谓出版的逻辑就是:出版人既要坚持文化理想,又要保持商业理性;既要保有不俗的精神气度,又要灵活运用市场手段推送优秀图书;既要拒绝贩卖文化垃圾,决不赚昧心黑钱,又要避免做亏本生意,更不能使出版机构难以为继,导致美好的文化理想成为文化空想。总之,出版的逻辑是,既要有“批判的武器”,又要有“武器的批判”,让崇高的文化理想成为社会生活的文化现实。

邹韬奋曾在1940年出版的《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对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作过辩证的阐述。他把两者比作毛与皮的关系,两者互相依附而存在,否则会“两败俱伤”。他坚信“这两方面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的”。

当然,无论出版界如何追求“完美结合”,社会看重的最终还是多出好书。这就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完美结合”还只是一个过程,多出好书才是出版业的终极目标。

回首百年现代出版历程,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完美结合”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开明书店等许多优秀出版机构的业绩,只能是留存在史册里,供后来人去了解和研究。而真正留存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归根结底是大量的好书,是当年的《世界文库》和《辞源》《古今图书集成》和《辞海》《生活周刊》和《大众哲学》,甚至是被重新阅读的开明版小学语文课本那薄薄的小书。真是应验了现代著名出版人赵家璧“书比人长寿”的名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大批优秀出版机构何尝不是在追求“完美结合”之后以更多精品图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拥戴?

如此去看出版业,我们可以更为切实地理解文化理想和商业理性的“完美结合”,那就是:只有多出好书才是最为完美的结合,多出好书才是最完美的结局。好书是出版人不朽的丰碑,多出好书才是出版业“三不朽”的业绩。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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