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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宋木文同志追思会发言稿
来源:中国出版协会      2015-12-04      浏览次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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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宋木文同志 
   
 柳斌杰

 

 宋木文同志是我深为敬重的新闻出版界老领导,上世纪80年代因工作而相识,到新闻出版总署工作后,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支持,相交甚笃,他是值得信赖的长者和朋友。10月21日,宋老与世长辞,走完了他86年的光辉历程,告别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闻出版事业和跟着他脚步前行的人们。他的辞世,我感到意外,更感到悲痛。

 宋木文同志一生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出版事业,为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为了整个文化的繁荣,不倦地追求、奋斗几十年,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我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丰功伟绩,他的英名将会永远留在当代中国新闻出版史册上。

 一、为出版奉献一生

 宋木文同志20世纪70年代就进入出版界,长期担任国家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关的主要领导,曾任国家出版局局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亲历了中国新时期新闻出版与版权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也曾经具体地参与和指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新闻出版工作;他既是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许多重要政策的制定者、重要决策的参与者或执行者,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表现出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职业追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宋木文同志就对我国新时期出版领域历史性转折高度关注,在极为复杂的条件下,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的工作,为确立新时期新闻出版行业的基本方向、基本思路以及工作机制、管理体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参加了“文革”之后出版领域拨乱反正的许多重要工作,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出版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确立了坚持改革开放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工作方向,为新时期出版工作和新时期出版事业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在担任新闻出版署主要领导期间,他坚持出版业发展的正确方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体制改革、事业发展与行业建设上,在改革和繁荣新时期出版事业方面花费了大量智慧和心力,包括制定出版政策、策划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改进出版管理、建立和完善中国版权制度……在许多重要关头和重大事情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他仍为所心爱的出版事业不曾间断地操劳、献策,以神圣的使命、远大的眼光、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不少想法、意见和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令人感动和钦佩的是,他在古稀之年出版了《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70余万字,又在年近85岁时出版了《八十后出版文存》,40余万字,记录了自身经历和见证的中国出版业变化,为中国当代出版人留下了重要的思想、珍贵的史料和宝贵的经验。木文同志曾说:“我做出版,是把它当做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并逐渐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承担结合起来。出版是我为之献身的事业,岗位离开了,而事业还牵挂着。”每当我读到这段文字,对宋老的由衷敬意就油然而生:一个真正出版家的担当和品格。

 二、为改革呕心沥血

 进入新世纪,宋木文同志虽然年事渐高,但精神不老,思想解放、与时俱进,支持改革、坚定不移。在探索出版改革开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把他在担任行政领导期间,就提出过的不少改革的意见介绍给我,并提供有资料。如,关于出版社的属性问题,是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基础性问题或者说是个基本问题,早在1984年他就提出“要进行出版社的改革,就要实行名副其实的企业法人制度”。后来,他还给我找到1952年政务院文件,当时确定无论是公办的还是合营的出版社,都是企业,这对我下决心转企改制是重要的历证。

 再如,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出版改革的焦点,也是出版改革的难点,贯穿出版改革发展的全过程。早在1988年前,他就把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概括为四句话: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个概括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后,木文同志在不同的场合,通过不同方式,针对不同问题,就此作过多次阐述,对统一业内思想、对出版业改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他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继续关注和力推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改革,以改革精神参与建立和完善出版管理法规,促进依法行政,提出许多有价值的真知卓见。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任委员期间,力主依法保护公民的出版自由和著作权,为制定相关法规做了有益的工作。在《从拨乱反正到繁荣发展——中国出版事业二十年巨变》《完善我国版权保护制度的重要决策》《出版社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企业》《出版社转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中国“入世”对出版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关于出版改革问题的两次谈话》《要高度重视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关于国家新闻出版与广电管理机构设置的意见》等文章中都有记录、有案可查。他对出版改革的支持,在业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对国家出版改革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为行业留下风范

 宋木文同志赢得行业和后人的尊敬和怀念,不仅在于他崇高的职业理想和在新闻出版事业及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贡献,更在于他个人所具有的精神品格,给我们新闻出版行业和我们的领导干部留下学习的风范。

 一是实事求是。对于上级、下级、职工群众,他都能真诚相待、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不说假话。我刚到总署不久,应木文同志之邀陪同中央领导看《续修四库全书》成果。木文同志如实介绍了民营资本运作和民营书业参与此项工程的效果,两个效益都丰收。进而又对民营书业发展提出建议,使我深受感动,因为当时这些问题还是敏感问题。以后许多历史问题、机构问题、版权问题,他都实事求是提出意见,经我手转送中央领导。在今天,他这种精神永远值得出版业学习发扬。

 二是敢于负责。新闻出版是高度敏感行业,经常会碰到一些复杂的难题。木文同志始终保持清醒头脑,独立思考,沉着应对,做出自己的判断,负责任地加以解决。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很多事情已经不适应了。在重新解决这些问题时,木文同志常常主动说明情况,对于过往的事情负责,不贪功、不诿过。直到病重期间我去看望他,还说到以前一些事情没做好,与他有关。这种严以律己的品格是非常高尚的。

 三是光明磊落。木文同志胸襟坦荡、光明磊落,敢于直抒心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是由他心底无私、忠诚事业的追求支持的。无论谁涉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都直言不讳地指出来。每每与他说起历史问题、是非问题、工作问题,他都能光明磊落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谈完之后不完整,第二天又会送来书面补充,直至把情况和他的意见讲清楚。他能做到当面和背后一样,会上和会下一样,这是我非常敬佩的一种人品。

 斯人已去,音容宛在。缅怀宋木文同志,就应当好好读宋木文同志的著作,了解出版业走过的艰难历程,了解真正的出版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缅怀宋木文同志,就应当学习木文同志处处表现出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献给党的出版事业;缅怀宋木文同志,就应当学习木文同志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光明磊落的品格,任何时候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坚持“三严三实”,做有道德有良心的出版人;缅怀宋木文同志,就应当发扬木文同志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为繁荣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出版强国而努力奋斗。

 我相信,木文同志献身党的出版事业的光辉榜样、坚定的改革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新闻出版业继续前行,永不停步!

 木文同志安息吧:风范常在、精神永存,我们永远怀念你!

 (作者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在木文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郭义强

 

 木文同志是长期工作在出版战线的老领导。人们不会忘记他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繁荣改革发展管理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从出版局来讲,他离开工作岗位后,凡是由我们组织的需要出版界代表人士参加的重要活动,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他,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异议。这不仅在于,他无论是当署长还是退下来以后,都对中宣部出版局的工作都给予充分的理解、积极有力的支持,更在于他德高望重,在出版界有很强的影响力、感召力、凝聚力。对我本人,他也给予了很多的关爱与照顾。他一直叫我小郭,直到我最后一次见他,小郭也一直从心里敬重他、爱戴他,愿意与他相见、与他聊天。他在,我们感觉有依靠,遇到疑难问题可以向他请教。他走了,是出版界乃至文化界无可挽回的损失。怀念和追思木文同志,想说的话很多,时间有限,我只想谈一个题目:“从我们自己做起、向木文同志看齐”。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一,他坚定清醒。始终科学准确地把握出版工作的性质、定位与方向,坚持讲质量、讲效益,出好书、出精品,服务大局、服务读者,凡是对此有利的事,他都支持,凡是对此有害的事,他都反对,凡是对此产生阻碍的,无论是老体制还是旧机制,他都积极推动改革去破解。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一以贯之,坚守不变,从不左右摇摆、随波逐流。这一点,说起来容易,长期坚持下来,不容易。

 第二,他认真执着。视出版事业、出版工作如生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对工作,特别是涉及大是大非问题,始终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即使已不在领导岗位上,也从没有半点改变。与他接触,你能感到,他眼睛里是揉不了沙子的,在他面前,你特别感到要老老实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可以文过饰非。退下来后,他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出版工作,倾心竭力为促进出版业繁荣健康发展献计献策,他留下的一本本亲笔写出的厚重著作和亲自组织编纂的重大出版工程,向我们展示着他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限忠诚。这一点,说起来容易,长期坚持下来,不容易。

 第三,他睿智大气。在处理繁难险事方面,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工作经验。他刚正、但不鲁莽,严谨、但不怕事,更不会绕着困难走,故意把不好解决的问题推给别人。他较真、但讲求以理服人、对事不对人、得理也饶人。经他处理的许多事,都能达到比较理想的结果。这一点,说起来容易,长期坚持下来,不容易。

 第四,他本色率真。从来不摆官架子,以势压人。他跟出版界许多人是上下级,但他把真正想干事、能干事、正正经经做出版的人当朋友,出版界也把他既当领导、也当朋友。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为了突出自己,有意忽略别人的成绩与贡献,哪怕只为他提供过些许的帮助,他也总是记挂在心上,四处为之传扬。这一点,说起来容易,长期坚持下来,不容易。

 我想,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向木文同志学习,见贤思齐、向他看齐。冯友兰讲过三个字“接着做”。我们要在出版领域,接着木文同志未竟的事业,继续往下做。这是对他最好的追思与纪念。
 
 

我的老师宋木文
刘  杲

 

 (2015年11月20日,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出版集团举行宋木文同志追思会。我因病不克前往。勉力写几句话,略表寸心。)

 宋木文同志,几十年来我一直叫他老宋。老宋在文章中说,他和我的关系是“同事加朋友、原则加友情”。我赞成,只是不够。他更是我的一位老师——言传身教的老师。

 2000年,我在《中国出版》杂志发过一篇文章,题为《我的老师》,列了几位我尊敬的师长,其中就有老宋。我说;“宋木文同志,是‘班长’,又是师友。我能在工作岗位上做点儿事情,是木文同志支持的结果。如果一把手不支持,副手能做什么?”金冲及问过我,你和老宋怎么多年合作那么好。我说,那是因为老宋对我的支持,还有宽容。

 比如,有关同志向他请示,他多半会问:请示过刘杲吗?刘杲什么意见?如果我讲过意见,他多半会表示,同意刘杲的意见。如果没有问过我,他提出意见之后,多半会加一句,你们再问问刘杲。

 在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老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出版领域拨乱反正,坚决推倒了强加在出版界头上的“两个估计”,为出版物和出版人彻底平反,功莫大焉。在王匡、陈翰伯的领导下,具体组织推动其事的是老宋。老宋当时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持工作。他和陈原、范用、张惠卿、倪子明、谢永旺等同志合作,收集资料,分析批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多人会记得,当时在整个文化界,出版领域的播乱反正是相当活跃的。

 老宋对出版自由有明确的态度。他一方面坚决拥护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一方面高度重视对出版活动的依法管理。早先,老宋曾经在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创作有自由,出版有纪律。后来起草出版法,私人办出版屡屡提起。老宋多次参加出版法起草小组的活动,对在现有的条件下开放私人办出版,明确持保留态度。他允许起草小组在出版自由和出版管理之间寻找兼容办法,可惜没有如愿。

 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宋坚决贯彻执行。他在新闻出版署党组明确提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要自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了具体实施,他主持座谈会深入调查研究。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他作报告,详细阐述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退出一线之后,老宋还几次撰文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包括强调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这是老宋的名言。它包括了出版业运作的基本元素:数量和质量,质量为主;经济和文化,文化为主。它还包括了,出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出版繁荣。老宋不是坐而论道。例如,退出一线之后,老宋主持编辑出版了卷轶浩繁的《续修〈四库全书〉》,有力印证了他的出版雄心。

 三十多年前,文化部机关进行人事调整。有人背后向党组织告我。我不知道。所告不是事实。老宋和王益知道后,联名向党组织写报告为我澄清,解决了问题。可是事前事后,他们没有在我面前说一个字。直到前不久,在做口述出版史的时候,老宋才写信告诉我。老同志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高尚品德,可见一斑。

 老宋病了。他在病房给我亲笔信。

 “9月17日手书,体现着老朋友的深情与牵挂,而寄语更让我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我可能在九月底出院回家。院方和家里都在做准备。……医嘱需要继续注意痰的颜色变化和身体活动过量,减少亲友探视,以防止交叉感染,旧病复发。我的病,从医生谈论中似是双肺间质性纤维化。……我入院后月余不能写字,现开始练习,本来写得就不好,能写成这个样子也很费力。

 “宋木文

 “2015年9月20日

 “于北京协和医院帅府一号病房”

 没有想到,竟是绝笔!

 我的挽联——

 木文同志千古

 繁荣出版一代功臣垂青史

 建设文明万卷图书传世间

 刘杲敬挽

 这副挽联,被放在了老宋的送别仪式的礼堂大门两侧。
 

 

 我的挽诗——

 悼念宋木文同志

 吊唁

 脱离烦恼得安眠

 撒手凡尘便是仙

 怎奈悲伤潮水涌

 凝噎无语望苍天
 

                                      2015-10-23

 哀思

 浮云散去向谁边

 往日繁华渺似烟

 生死存亡只转瞬

 身不由己但由天
 

                                      2015-10-24

 送别

 发展改革风气先

 政声人望仰前贤

 开来继往功勋在

 遗著长存锦绣篇
 

                                      2015-10-25
 
                                2015-11-18写于北京方庄


 

怀念木文同志
谢明清

 

 木文同志走了,但他留下的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令人感动、敬佩和点赞,值得我们出版人认真学习、传承和弘扬。

 这里,我就当年留存的一封信(复印件),谈一点亲身感受。这是1991年3月24 日,木文同志在友谊医院住院时,写给刘杲、强华同志的。其内容,是建议音像司就“重要、紧迫又会有不同意见”的引进出版海外片过多、过滥的问题,写一报告送中宣部领导同志。

 原信较长,我宣读后半段,同大家分享:

 …………

 当前,在音像整顿期间,要把控制引进片的出版数量同提高引进片质量、调整引进片出版单位联系起起来,一并解决。要抓紧做好有关工作,争取早日实施。如果做好有关 工作需要花些时间,而压缩整顿工作尚未进行,或在进行当中暂停引进片出版的审批和发证,虽会遭到一些非议,但对扭转大 有利的。

 考虑到此事的重要、紧迫又会有不同意见,建议写一报告,送忍之、惟诚、忠德、李彦同志。主要内容:

 1.前述情况、问题和考虑。

 2.引进出版海外片的目的和标准,主要是正面写,同时也指 哪类片子不能引进。

 3.调整能够出版海外片的出版单位。限少数骨干音像出版单位,其他单位不许出版,像控制出版外国文学、港台文学那样。

 报告最后提出,如原则同意我们的意见,建议由中宣部负责同主持会议,请文化、广电两部负责同志参加,统一思想。不在上面统一思想,在下面统一不了。

 另,选若干批准引进又有问题的片子(着重选去年分配指标文件下达后引进的),送上去。

 从数量到内容上,把住音像引进出版关,十分重要,经周密思考,看准了的,就要采取坚决态度。我们实施归口管理后,在引进片出版管理上应当有一个新起点,成为音像出版工作诸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以上意见,前几天我曾请王涛同志转告,但由于刚做完手术说话困难,未说清楚,现写出,请研处。


 

宋木文
1991年3月24日于友谊医院

 

 信的后面,他还附了一段话:

 先后引进的有反共内容的《乐土》《台湾四枝花》《血溅冷鹰堡》,都是从新加坡引进的台湾片。我曾向强华讲,此引进渠道值得注意。请音像司注意了解、掌握几个主要进口渠道的情况。

 信写于1991年的春天。

 这个春天,对新闻出版署和全国音像出版单位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春天,也是一个值得可圈可点的春天!

 因为,1991年2月11日,即是春节前4天,中央下发了“两办通知”,决定对全国音像出版复制发行单位进行压缩整顿,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新闻出版署对音像出版事业的归口管理职能。这是中央的重要决策,对保障新媒体出版业的健康有序地发展有重大意义。所以,当时新闻出版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贯彻、落实中央“两办通知”精神,筹备、召开全国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工作会议。

 为了做好有关工作,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署里加强了领导,除了强华,伯海两位署领导分管音像司的具体工作之外,木文同志及刘杲同志都亲自过问,不时指导,有时还到音像司坐阵指挥,既是指挥员,又是战士 ,同我们一起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生怕我们在工作中有疏漏、有闪失。

 当时,我们是全力以赴,协助署办公厅的同志为即将召开的全国压缩整顿工作会议,起草文件,审看材料,并根据审看的情况制定压缩整顿方案。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引进出版海外文艺片方面的问题最为突出,如有的出版社先后、分别出版的《一代佳人》《台湾四枝花》《梦土》《幸运(3)》《血溅冷鹰堡》《妒情龙虎斗》《女绑匪》《黑追杀》《跟头虫与跟头屁》等音像出版物,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或淫秽色情内容。每当我们向木文同志汇报有关问题时,他都要亲自核实,逐一询问。他多次强调说,这种状况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利于繁荣音像出版事业,必须整顿和扭转。

 这是木文同志写这封信的缘由。

 我们从信中深切感到,木文同志对中央交办的压缩整顿音像单位的工作,其中包括治理引进海外音像制品过多、过滥的问题高度重视。他曾说,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有责任感,紧迫感,要尽快提出解决的方案,抓紧落实,不能再拖下去了。那是3 月初,他正带领我们筹备拟于4 月中旬召开压的缩整顿工作会议,由于时间紧,工作量大,他操劳过度,说话感到困难,不得住院治疗。尽管病魔缠身,但他仍心系工作。这封信就是他住院后,由于刚做完声带息肉切除手术,说话仍较不便时,就只好把想说的话写出来,让我们予以重视和落实。

 信的前半段是说怎么看,就是要统一思想,治理这个重要、紧迫而又会有不同意见的老大难问题;后半段是说怎么办,就是要提出切实可行的治理方案。这方面他谈得最具体,实际上是列出了详细的写作提纲。不仅说了报告如何写,还提醒我们上报时应附什么材料,他想得很细、很周全,操作性很强,我们看了非常感动和敬佩,也是对我们的激励和鞭策。

 这封信,是3月24日,木文同志写给刘杲、强华同志的。

 当日,他们就给音像司:尽快落实,写出报告。

 我们连夜研究落实,按木文同志的要求赶写报告稿,于3月底报送刘杲、强华同志。

 4月2日,刘杲同志将报告转木文同志时称:此稿昨夜给我。还要改,为赶时间,请你先看看并将意见批上,我们再改。

 同日,木文同志看了报告稿并批示道:报告中注了些意见,供参考。此事请刘杲同志主持,同强华同志、音像司的同志商定。报告改好后即送出,不必等我。

 可见,4月初木文同志还在医院中。

 但4月20日,他就主持了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压缩整顿音像单位工作会议。会议开了四天。会议结束时,他作了题为《压缩整顿和繁荣音像出版业的》的总结讲话。

 当时,我们深切感到,木文同志是在带病坚持工作。

 的确,从木文同志这封信和有关工片段,我们深切感受到,他留下的全心全意的工作精神、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在行事、为人和处事方面所展现的品格和风范,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弘扬!

 木文同志虽然走了,但仍在路上,并不孤单,我们记得他,永远记得他!

 

在宋木文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陈为江
 

 

 今天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宋老先生的追思会。我与宋先生相识30多年,他的胸怀坦荡、求实务真、宽厚待人、廉洁奉公、顾全大局的优秀品格让我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宋先生是我最敬爱的一位出版界的老领导。

 1984年我到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任职后不久,决定举办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我向他汇报这方面情况,他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并请刘杲同志负责这方面工作。1993年我访问了台湾,同年署批准我公司主办首次1993年台湾书展。他积极支持并参加各项活动。宋先生亲自创建了华文出版联谊会议,促使了两岸出版交流迅速发展。在上世纪末,两岸政治上风风雨雨,出版物和人员往来经常遇到众多敏感问题,署机关和宋先生考虑大局、从长计议,善于换位思考,千方百计排除障碍,化险为夷。两岸出版界人员来往频繁,规格层次很高,双方结成了深情厚谊。在台湾同业积极努力下,大陆出版界党政的高级领导都可以顺利访台并给予热情接待。国台办认为出版是当时两岸各行各业合作交流中最为成功的典范,并予以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各活动。

 我十分难忘的是2000年在中国版协换届时,宋木文主席和友先署长商定让我一个局外人担任新一届版协常务副主席。我们坚决贯彻宋先生关于大版协的方针,积极争取各兄弟协会参加版协的各项活动,使各协会之间关系密切和谐。木文先生作为名誉主席接受我们的邀请,积极参加版协组织的各项活动。作为评委认真评选“百佳”、“韬奋奖”和图书、优秀论文奖等。他认真阅读文件材料,无私公正提出意见。特别在2004年评选第八届韬奋奖时,宋先生建议特设一个一次性“中国韬奋出版荣誉奖”,经过评选和总署批准,同意授予王益、许力以、陈原、王仿子、叶子善五位荣获此奖项。这充分体现宋先生对老一代出版家的感情和厚爱。

 我十分有幸与宋先生多次出访。有一次由我负责安排宋先生访问德国,他坚决拒绝原安排单独住五星级宾馆的计划,愿意与我国图书馆界一起住在普通旅馆的单间客房,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与国内图书馆人员打成一片,频繁交谈,合影留念,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从版协退下来已近十年,在这期间我们每年均有多次聚会见面,从未间断过。他每出一本书,总是签名留言送到我家中。宋先生离世,我十分悲痛和惋惜,失去了一位最尊敬的好领导、好朋友,但他的光辉形象和优秀品质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出版是他一生的事业
——深情怀念木文同志
王  涛

 

 十月十六日,我正在贵阳参加孔学堂国学图书博览会,接到木文同志夫人翟大姐的电话,说木文同志让我到医院去一趟。会议结束后,我即于十九日下午赶到北京医院。当时,他正在昏沉中,大姐对我说,从昨晚开始,老宋就有时不认得人了,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你来。当大姐将他唤醒后问道:“下午有什么事要做吗?”,木文同志十分肯定地说:“王涛要来。”听罢,我赶紧俯身到他的病榻前,他侧过身来,给我交待了几件事情,都是关于出版的一些人和事,竟无一件是私事。比如,他说最近写了一篇悼念一位我国宣传思想界著名领导人的文章,嘱咐在中央开完纪念会后,要在报纸上发表一下,说罢,他强撑病体坐了起来,十分艰难地在纸上写下了“宋木文”三个字,并说:“这表示你转述的就是我的话。”这可能是木文同志的绝笔。他曾把自己最后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他做到了,真的做到了,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木文同志是一九七二年调入国家出版局工作的,他戏称做出版工作是半路出家,但他在《八十后出版文存》中又说:“我以出版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自勉‘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且行且思。伴随人生定位,始终在思念思考”。木文同志能够把出版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得益于他向我国出版界的先贤看齐,而形成的出版价值观。我国近代出版界有两位先贤,即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和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他们都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出版价值观。张元济先生有诗云:“倡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先生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从一个小行业看到大责任,承续大担当,做出大事业,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从未中断的出版业价值观。木文同志对出版的价值有着深刻的领悟和认知。他曾写过一篇《论出版》的短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中指出:“英国哲学家波普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曾经作过两个很能拓展人们思路的‘思想实验’。在第一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在一次灾难中,人类所有的创造手段和主观知识全部毁于一旦,然而图书馆和人类的学习能力尚且存在。那么,他的结论是:世界将很快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在第二个思想实验中,波普假设,人类在遭到毁灭性灾难的时候,图书馆也一道化为灰烬,只剩下学习能力。他的结论是:人类将一蹶不振。复兴之时宛如漫漫长夜。这两个‘思想实验’的结论是能够为广大有误之士认同的。”这就是木文同志出版价值观。我国古代先哲王阳明在阐发他的“知行合一”学说时,特别强调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也就是知之愈深,行之愈远,行之不远,亦因知之不深。木文同志的出版价值观是支撑他以出版为一生事业的精神源泉。

 从1982年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到1993年离开新闻出版署署长岗位,木文同志在我国出版业的领导岗位上工作长达十余年的时间,经历了出版业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他以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将中央的精神与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实际紧密的结合,勤于学习,了解实际,独立思考,在一些事关出版业发展的重大节点上,都能敏锐地观察到问题症结所在,提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思想和见解。1988年,他针对出版业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出现的诸多问题,敏锐地观察到两个效益的关系将是我们要面临的长期性、全局性的矛盾,提出了出版工作“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的深刻见解。27年过去了,他的见解不仅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实际。六四“政治风波”结束后,新闻出版署面临整顿和关停并转的很大压力,全国出版界也因为“重灾区”一说而紧张、疑虑、观望。如何让出版界的同志们从紧张中振作起来,从疑虑中坚定起来,从观望中行动起来,是木文同志那个时期考虑最多的问题。1990年4月,他带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到上海主持召开华东四省市新闻出版局长和社长的座谈会。召开这个会,他是有备而去的,讲话的主旨早就谋定了。座谈会开了整整九天,一开始,大家更多是忧心忡忡,情绪低落,枉顾左右而言它。4月16日下午,在上海市局一个不大的会议室,他给全市出版系统的干部做报告,明确提出:“多出好书,促进繁荣,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更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出版工作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最根本性的任务,永恒的主题。”这段话现在已经成为出版工作的基本原则,不会有多大的疑义了,但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是需要很大政治勇气的。因为,敢讲这番话,的有被人指责为用“永恒的主题”回避和冲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险。我记得,“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这个题目,就是木文同志自己拟定的。《新闻出版报》对这篇讲话作了特殊地处理,占了第一版一整版,立刻向全国出版界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引起大家高度关注。这篇讲话在现场就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强烈反响。他讲话的时候,我一时感到很困,便溜到隔壁房间去闭眼休息,刚刚入静,就被一阵掌声唤醒。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群情振奋,好几位资深的老局长下来即对木文同志表示“讲得太好了”,后两天的座谈中,大家都有一种如释重负、豁然开朗的感觉,情绪为之一振。这充分木文同志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把控大局的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新闻出版署刚成立就进入机关工作的年轻人中,我是得到木文同志关心和爱护最多的之一。八九年的“政治风波”结束后,杜导正同志不再担任署长,由于一些特殊的缘故,作为导正同志的秘书,当时的日子不是很好过。木文同志主动对导正同志说:“你现在退下来了,工作不多了,让小王继续给我当秘书吧?”这是导正同志亲口对我说的。据我所知,在一个机关里,前后两任主要领导同志同用一个秘书,是极为少见的。木文同志生前,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其中的缘由,但当时我就明白,他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关心和保护我。受过木文同志这样关心和爱护的,在新闻出版署和整个行业不是仅仅我这一例。那个时候,要保护一个干部是要担相当风险的,在处理一个在“政治风波”中按当时的标准过失比较重的年轻同志的时候,木文同志主张“责从速,罚从缓,责从严,罚从宽”,并没有给予处分,这个同志后来的发展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现在已是一名重要的领导干部。用木文同志的话来讲:“我退下来之后,常常有人说你们那一届党组保护了一批干部。我则说总调子是跟着中央,主要是对人的处理接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这也是遵循中央的教导。”

 我2008年从新闻出版总署调商务印书馆工作前,专程到木文同志家中向他报告并请教,当听完我有关到商务以后的工作设想后,我以为他会对我讲一大番话,嘱咐今后如何开展工作,谁知他就只讲了一句话:“无论怎样改,商务的品位不能变。”然后,就把话题转向别处了。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仅是短短的一句话,却包含了老一辈出版家对后辈的殷切希望。出版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品位,没有了对品位的追求,就既无工作伦理,也无精神魂灵。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只有短短的两年,每当要作决策时,木文同志的话就在耳边响起,丝毫不敢轻率和莽撞。“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商务最著名的品牌,影响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代又一代各行各业的精英。1982年,“丛书”出版时,确定的范围是十九世纪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相关的西方学术名著。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举措了。时隔二十多年,“丛书”已经出版了近500种,应该怎样承续先辈们的事业?我了解到,商务历史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的陈翰伯同志曾作过调研,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一共引进了西方学术名著3000种,根据我国文化建设的需要,他曾主持制定过一个2000种的“汉译名著”出版计划。受此启发,我与馆务会的同志反复研究,提出把“汉译名著”的范围进一步拓展,时限也不再局限于十九世纪,以期把对我国文明提升、社会进步有裨益的西方学术名著借着“汉译名著”这个平台成系统、大规模地向社会推出。经过全国上百位著名专家学者共同论证,我们重新制定的2000种“汉译名著”的出版计划。在2009年建国前夕,馆里决定对“汉译名著”进行整理性出版,也就是后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珍藏本)》。为此,我专程去向木文同志汇报。他听了之后,对我们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回忆起“丛书”出版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和轶事。这套“丛书”出版以来就屡受质疑和责难,真是荆棘载途,形格势禁。木文同志特别讲八九年“政治风波”后胡乔木同志对“丛书”的鼎力扶持,并要求我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他要为此专门写一篇文章,他说,这也算对你们继续做好丛书出版工作的一种支持。他在文中这样写到:“应该说,《汉译名著丛书》取得今日之辉煌,是数以千计的相关学者和出版人对我国思想理论文化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已经辞世的胡乔木、陈瀚伯、陈原等前辈最好的纪念。”

 出版界的同志都知道,木文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著述甚丰,有《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的出版改革》、《亲历出版30年》、《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和《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等。他写作、编辑这些著作历时近二十年,从古稀之年到杖朝之年,再到耄耋之年。他自己无法使用电脑,全靠一笔一划来写作。据统计,他退出领导岗位后出版的著作,达数百万字,仅八十岁之后写的《八十后出版文存》就有四十万字。我曾看过他的许多篇手稿,白纸黑字上还有不少红蓝色笔增删修改的内容,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即使在住院期间,他的脑子也高速运转,有时凌晨起来,合衣而坐,提笔记下思考的心得。为了核对一件史实或数据,他自己多次到总署的资料室查找档案。我曾经帮他复印过很多的档案材料,那些材料,字号小,墨迹斑斑,让我自己阅读,都是一件很受罪的事,但他为了写出一部信史,硬是一篇篇认真阅读,没有把出版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的境界,是不可能做到的。木文同志曾多次对我说过,我是出版业这三十多年发展发展的亲历者,又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岗位上工作过,有必要给今天的年轻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至于他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就不是我要操心的了。正如他最好的朋友之一,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在看到他的《八十后出版文存》所写的贺诗所言“步入书林岁月长,迎来时雨郁苍苍。两鬓飞雪无暇顾,惟欲人间潮墨香。”这确实是木文同志老年著书的真实写照。

 木文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用自己参加出版工作的亲身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先后主持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线装本)》、《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图书大辞典》和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等具有重大价值的出版工程。记得当年,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策划人卢仁龙同志与我谈起希望有一个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来主持这项工程时,我立即想到木文同志。在征得木文同志同意后,我与卢仁龙同志到木文同志家中汇报,他听了详细工作方案后,欣然表示愿意做工作。木文同志并不是虚以应承,而是以他丰富的出版工作阅历、经验和人脉,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今年5月28日至18日,他专程从海南飞扬州去察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原大、原色、原样仿制的样品,由于天气的原因,竟花了他十一个小时的时间,凌晨五点才到达。他为什么以86岁高龄仍然这样奔波呢?因为他要兑现一个承诺。2012年,这个项目的鉴评会在扬州举行,他不仅参与主持会议,而且在会上表示,等全套原大仿制本出齐之后,“你们一定要通知我,我一定来参加”。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木文同志对出版界后辈的提携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像今天已经颇有成就的中文在线的童之磊先生和超星公司的史超先生,在他们的草创阶段都得到木文同志的全力的扶持。木文同志在这些公司从未拿过一分线的报酬,他是将这些从事数字化的年轻人作为出版业的未来之星来看待的,将他们的事业作为自己一生出版事业的延续,才会无私投入那么大的精力。

 康德曾经讲过这样的意思,人都在追求荣誉和幸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很少有向自己提出是否配享荣誉和幸福的诘问。配享在康德的语境中,是成圣的必由之路,也是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在中国出版界,木文同志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尊重既来自他的同事朋友,也来自后辈学生,既来自体制内,也来自体制外,并且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在想,木文同志是配享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的,这完全是因为他把出版真正地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辈子的榜样
——深切怀念木文同志
石  峰

 

 我和木文同志都是1972年进入原国务院出版口工作的,40多年我没有离开过他,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我是在他的关怀、帮助、提携下走过来的。今年9月8日,我和牧之同志一起到协和医院看望木文同志,我们还谈了很多。

 我跟随木文同志这几十年,他的思想品格,他的学识涵养,他的为人处事,他对事业的忠诚与追求,是我一辈子的榜样。

 我自1982年起担任文化部出版局办公室副主任就兼任分党组秘书,机构几经变化,我做了十几年的党组秘书,工作中接触到一些领导之间关系的事。木文同志在对待个人名利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修养和高风亮节令人敬佩。有两次领导班子调整对我印象很深刻。1986年10月国务院决定恢复国家出版局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并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宋木文担任国家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可是国家出版局的领导班子还没有来得及组建,12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决定撤销国家出版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局(正式发文时为国家新闻出版署),并要求宋木文同志提出组建方案报国务院。当时机关的人认为宋木文担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笃定的,众望所归,没想到中央任命杜导正同志为新闻出版署署长、党组书记,宋木文同志任副署长、党组副书记。木文同志二话没说。在后来的工作中,由于导正同志是做记者出身的,两个人在管理工作思路上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能经常沟通,相互尊重、顾全大局,重大原则性问题按党的组织原则办,并没有出现配合上的多大问题。我在为他们的工作服务中,也没有被“夹在中间”的感觉。

 1993年木文同志和于友先同志的顺利交接,更体现出他的大度和坦荡。友先同志是1993年5月接任新闻出版署署长职位的,木文同志还是党组书记,这种状态延续了半年。在这期间,他为了支持友先同志的工作,在全署机关干部大会上主动提出:从友先同志就任署长之日起,多开由他主持的署务会,涉及重大问题和人事安排,由友先同志主持召开署务会议研究决定;近期的党组会由我主持,友先同志参加,稍后的党组会由友先同志主持,我参加。友先同志接任那天还发生过一个插曲,《新闻出版报》要发消息,留任的党组书记与到任的新署长标题不好处理。这事反映到木文同志那里,他很爽快地决定,主标题用大字黑体宣布新署长到任,副标题说明会议由我主持。

 木文同志对待工作极端负责任。他在回顾自己从事出版管理工作经历时曾说“为出版站岗护业无二心不懈怠”,他感叹自己“这个‘政府出版官’当得用心又费劲”。我对他“护业”的这个“护”字深有感触。出版管理工作思想性、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可以说木文同志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木文同志担任出版业主要领导的两段时间,即1984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3年,正是思想文化战线较为复杂的敏感时期。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开展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出版部门首当其沖。时任文化部出版局局长的边春光同志因身体原因不能主持工作,文化部党组指定木文同志为代局长主持工作。这场斗争涉及出版单位,涉及出版物,涉及出版人。很多事情的处理我并不了解,但木文同志在对待人民出版社和对待薛德震同志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党性原则和担当精神,至今记忆犹新。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3本书,受到了中央领导的严厉批评,薛德震同志也因发表相关文章受到责难。怎么处理,木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既讲原则,又从实际出发;既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又稳妥处理具体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没有留下后遗症,那一段的工作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感到,这是多么的不容易。木文同志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深情地说:“处理这样的问题,不能因自己的失误使出版事业和出版队伍受到不应有的伤害。而最重要的是在分清是非界限的同时,要保护、调动出版队伍特别是各级出版骨干的积极性。”这是一个出版家对出版事业大爱的真情表露。

 1989年6月14日、7月18日木文同志先后接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党组书记、署长的职务,可以说是在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风波之后,临危受命。木文同志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清理相关出版物、整顿出版队伍、压缩出版单位、处理犯错误同志等一系列工作中,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既坚决,又实事求是。这是需要足够的政治魄力和担当精神的。在深刻反思、坚决进行清理整顿的同时,他主导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促进出版繁荣的措施,搞规划、办书展、评优秀等等,并且响亮地提出:“多出好书是出版部门的永恒主题”。通过这次清理整顿,出版队伍更加团结了,出版事业更加繁荣了改革迈出新的步伐,彰显了木文同志正确把控出版行业发展局面的才能。当然,这也不能归功于木文同志一个人,体现当时新闻出版署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
 

 木文同志为出版事业奋斗了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我和他一起参加的他的最后一个活动,是今年7月1—2日中国出版集团的“十三五”规划座谈会。他和参加其他会议一样事先做了认真准备,我坐在他旁边,感到很惭愧,我没有做书面准备。他第一个发言,讲了有半个小时。完了他仍坐在那里细心听其他人讲,会议开到12点多,86岁的他和大家一起足足坐了4个小时,令参加会议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会后不到半个月,7月14日他突然被送进医院抢救,为出版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他这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口述出版史”,他是第一个受访者。从2012年10月开始,先后访谈十余次,每次约3个小时,留下了近1800分钟的珍贵视频史料。他做事一贯认真严谨,为此不知查阅了多少档案资料,从视频到文字,又从文字到视频,反复推敲修改,最终形成了40万字的书稿《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书稿形成以后,他让我和郝振省同志先看看,又在他家里听取我们的意见。他还在重症监护室抢救,我去看他,仍牵挂着他的书稿,表示有几个地方他还要再斟酌一下。幸好他的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他去世前几天送到了他手里。

 木文同志对我国出版事业的贡献,将在我国出版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号。
  

 深切怀念宋木文同志 

(根据录音整理)

于永湛
 

 木文同志走了,我们大家都非常怀念他,那天我去协和医院探视,他正从ICU病房转移到普通病房,那时木文同志神志还很清醒,思维也非常敏锐。看上去他的身体状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能尽快康复起来。但是木文同志就这样走了,这是我见他生前最后一面。

 我是1984年4月认识木文同志的,我从学校毕业以后,在新华印刷厂工作了14年。1984年,盲文出版社要换班子,出版局要求中国印刷公司推荐一个人到这家出版社工作,公司就推荐了我。去盲文出版社到职的时候,是木文同志送我去的,而且在会上还讲了一番勉励的话。我是一个普通的专业技术干部,没有什么领导经验,一步就走到了一个直属单位领导岗位主持工作,我心里是感到压力很大的,同时也深感当时的出版局领导大胆启用年轻干部的步子也是迈得够大的。

 自那天与木文同志认识以后,实际上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木文同志的关心和领导下从事出版工作的。在盲文出版社工作一年多后又调到国家出版局印刷处,而后几个月的时间又调到文化部计财司。但是很快木文同志也从出版局调任文化部的副部长,刚好又分管计划财务工作,于是我又在木文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成立新闻出版署之后,木文同志要组建一个班子,考虑到班子结构需要年轻人、需要专业技术方面的成员,于是就又推荐了我,进入了新闻出版署的领导班子,我就是这样在木文同志的直接关心、领导下一步一步地进入到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木文同志高风亮节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道德风尚可以说是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木文同志离开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来传承,我们要很好地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为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用这样的实际行动来很好地怀念木文同志。
  
 

悼念宋木文同志
桂 晓 风

 

 获悉木文同志逝世,极为震惊,至感悲恸。

 木文同志是我国出版界的卓越领导人和出版工作者众所敬仰的前辈,他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和出版工作、版权工作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中国新时期出版业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以及版权工作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同他的名字密切相连。他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和他的名言“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已经成为出版界永恒的经典语句。

 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木文同志仍然时刻关注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始终保持着开阔的视野和犀利敏锐的思维,用各种方式继续奉献感情和心血。他根据中央的方针,联系新的国内外大局,纵观历史和现实,对出版业的许多课题进行了持续的深邃思考,提出了诸多饱含智慧的、富有针对性的、经常是切中时弊的意见。他还直接为若干出版集团、出版单位的发展和重点出版工程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为此,他从来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直到今年7月2日,大概离他患病住院不到十天时间,他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制订‘十三五’规划老干部专题座谈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他事先阅读了多份材料,用钢笔写了多页发言提纲,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望着他手中字迹密密麻麻、一笔不苟的提纲,听着他充满感情、精辟深刻、极富启迪意义的话语,钦佩不已,感动不已。

 尤其使人感佩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他不顾年事已高,殚精竭虑,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专著,系统回顾了四十多年来中国出版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史料翔实,文风严谨,分析精深,为出版界留下了信史和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料,也留下了生命不息,学习和工作不止的范例。

 木文同志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对出版界有素养有作为的年轻同志总是给予特别的注意和提携。这方面的事迹很多,我只说一条——他读过他们的发表于各处的文章之多,使我非常惊奇。我就受他的委托,给不止一位在地方工作的相对年轻的同行捎话,转达他对这些同志一些见解的认同和赞誉。

 木文同志是我长期敬重的师长,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各个阶段,无论是在地方出版系统工作时期,在他任班长的新闻出版署班子与他直接共事时期,在接替刘杲同志担任编辑学会会长时期,都得到他的关心、帮助和鼓励。有关往事,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木文同志的业绩和精神将被出版界同仁长期缅怀。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深夜

 

 注:本文原为致翟丽凤同志等木文同志家属的唁函,收入本刊时做了少许增删
 

像哥哥那样做人做事
宋木仁

 

 哥哥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亲人。苍天有眼选定九九重阳这个日子登上天堂。

 哥哥的一生,为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对我们族人谆谆教诲,率先垂范,成为家族的一面旗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精神财富。

 哥哥不徇私情,廉洁自律,我的二儿子宋菲菲,患小儿麻痹后遗症,双下肢瘫痪。创办的菲菲书社,不卖黄色书、不卖非法书、不卖高价书,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做报道。新闻出版署研究室两位同志到书社和有关单位调查访问。一个先进典型,在全面图书发行工作会议上介绍。向署领导汇报时,宋木文为宋菲菲是他侄子,一票否决在发行会议上发言。其实宋菲菲坚持卖书,都是我哥哥经常嘱咐的结果。还有我哥哥对宋菲菲说:“你一定不要卖非法出版物,生活有困难我帮助”。有关单位经常往书社送报纸说:“宋木文署长讲话了,不准出版和发行不健康的书刊。”这对宋菲菲即有伯父的关爱,又有署长的指示。2005年哥哥加到吉林省榆树市育民村老家。家乡一户族人要自办榆树至怀家的客运,要求哥哥向县政府领导说情,发给一个客运专线批准书。哥哥说:“这个情我不能说,你们应该自己按照正常手续去办。”家乡人好、亲情好,就是总想着老家有个在北京做官的要借点光。有的在印刷厂要求给办公伤,有的要到城里找工作,有的闯车祸要哥哥哥向县里说情,都被哥哥一一拒绝了。

 哥哥忠诚老实,胸怀坦荡。我家当年划成分时定为富农。哥哥填表填的是中农。哥哥在《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书中说:“就怕报富农出身,党不会接受我,会对我的前途受影响。但入党就要对党忠诚,你隐瞒自己的家庭出身。就是对党两条心,所以我就向党组织如实交待,向党表示忠心。当时我就在东北大学,组织上既批评了又肯定了,后来很快就入党了。哥哥把隐瞒家庭出身的问题,如实地向编辑口述出来,发表在他一生最后的一部著作里,向党交了一份忠诚老实的清白单。

 哥哥不忘家乡,眷恋黑土地,2003年4月,我过70岁生日。住在榆树市育民村的外甥女,给我带来一罐黑土做生日礼物。哥哥讲话说:“把这罐黑土作生日礼物我感到很意外,也很亲切。我们兄弟妹七人都是在这块黑土地出生的。我们的父母不在了,故乡是带不走的。今后我们这一辈的,下一辈下一辈的,都不要忘那块黑土地。常回去看看,闻一闻黑土地的味道,永远不忘家乡。”哥哥离休以后,几次带领儿孙们回故乡,

 追忆童年时光。特意到榆树市图书馆观看宋木文图书陈列室。县委县政府派代表参加追悼会,送花圈,哀悼谢世的榆树人。

 哥哥走了。我们怀念他就要继承他的意愿,向哥哥那样做人做事。学习他信仰专一、酷爱岗位的敬业精神;学习他奋力勤勉、不敢放松的拼搏精神;学习他善于思考、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学习他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谦和精神;学习他眷恋家乡、勿忘中华的乡土精神。

 人生终老天不老,岁岁重阳,又见重阳。每逢九九我们家人都要与哥哥过重阳。
 


 


                    ——宋木文,一个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

翟丽凤
 

 宋木文走了,走得平静安详。

 时间,是2015年10月21日晚23点30分。

 宋木文的身体一向很好,大家都觉得他能活到90、100岁不成问题,我一直这么看,也一直这样想。他是一个身心健康快乐,思路清晰敏捷和有所作为的老头儿。虽然八十六岁高龄了,他一直关心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一直关心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事,一直关心国家新闻出版界的发展和出版界的重大事件,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他所心爱的国家新闻出版事业操劳着。宋木文在住院的3个月里,很多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来看望他时,他还在谈文化、谈版权、谈出版、谈规划。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刘伯根的文章所说,宋木文为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做了最后的建言。见《木文同志对出版界“最后”的话》(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年11月2日)。

 重阳节晚上9点多时,为了消磨时间,他打开电视看央视戏曲频道重阳节晚会,我紧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后背,吻着他的脸颊,在他耳边低声说:“今年重阳节在医院度过了,我俩相依相伴陪,幸福吧!”。他说:“幸福”。当晚,他带着这种幸福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86岁。

 2015年10月25日清晨,这么巧,灵车行驶到天门广场时停住了,正赶上升旗仪式。圆满啊,宋木文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观看国旗班战士将五星红旗升起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送行的车队驶过长安街直奔八宝山。为宋木文送行的数百名各界人士,有出版界的,文化界的,京城的,外地的,做领导的,做过领导的,受过他领导的,没受过他领导的,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出版社的老编辑和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

 宋木文离休后,他岗位离开了,而事业还一直牵挂着。事实上他一刻没有闲着,始终如一地默默地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做的不仅是有所作为的事情,而且是大有作为的事情,极有作为和价值的事情。

 口述出版史: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书,是他为新闻出版界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为自己的人生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幸福相爱的晚年

 宋木文同我的这段感情永远值得珍惜。

 我俩相识于1979年,同在一个机关工作30多年,彼此比较了解。2009年8月27日(农历七月初八),我俩登记结婚,相互了解也更深了。他在家里永远是我们的掌舵人,也是宋氏家族的一面旗帜。以前我叫他领导,后来就叫他老公,再后来也就随孩子们叫他爷爷了。我们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晨练一小时,回家沏茶喝水看报10多种。他对感兴趣的书籍也细心阅读,有时还要写点读后感。每天的生活繁忙又充实,转眼之间六年多,七个年头了,他爱我、疼我、宠我。我敬他、爱他、崇拜他。他在《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书中的第十章尾声中写到:“人的一生像一部话剧演出。我现在已经演到耄耋之年。老矣!在晚年,我也很幸运。首先是得到党和政府的信赖和业界的支持;在家中又有翟丽凤的照料、陪伴和协助,这也是晚年的幸事。”他曾对我说:“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夫妻”。

 现在,回想起我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的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笔耕不辍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目睹并参与《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和《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这三部著作的写作编选过程,颇有感触,深得教益。

 他从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岗位退下已经20 年,在八十高龄之后,还心系国家新闻出版事业,为反思历史和面对现实而用心撰稿。他的文章都自己书写,内容平实而深刻,简约而丰富,没有空话套话,以自己的语言分析和探讨问题,凸显其为人做事的风格和特点。

 2010年3月,宋木文和我商量,想把2007年4月以后发表的文稿整理编选出来(即《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未收文稿),以便于考虑是否可以送出去出版。我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那时他写的文稿,都由我打字,以电子版发给报刊社。我就表示,你整理文稿,我帮你打字吧!

 当时我还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管理司巡视员岗位上,主要利用午休和业余时间,为他的文稿打字、校对、查阅资料。有时还请司里青年同志帮忙。这部约40余万的书稿,除了节假日家里儿孙齐上阵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打印编排大都是由我完成的。平时我也得周六、周日不休息,有时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真有些头昏脑涨。宋木文对新写文稿和新增〔题记〕,常有增补,反复修改,我不免心烦,可看到他整天坐着写腰疼了,要上医院理疗;有时早晨4点钟就起床,提笔记下脑海中浮现的灵感和词句,我终于心甘情愿地干起来,甚至还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幸福。

 2011年10月,我们将分类编排的全部文稿,以电子版和纸质打印稿,送商务印书馆。样稿排印出来后,我帮他校对了两遍,他又请老朋友吴道弘(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通读校正了大部分文稿。2013年2—3月,我们在海南岛三亚、海口期间,还在责编郑殿华寄来的三校稿上作了认真的校订,用特快专递寄回北京。2013年6月底,付印前,宋木文又阅读了部分文稿(主要是新增文稿及照片安排和说明),并感谢责编和有关同志严格把关。

 今天看到这部内容丰富、装帧厚重的《八十后出版文存》,我感到,这是宋木文继《亲历出版三十年》之后,又一部有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作,不禁为我能为这本书“打杂”而油然心喜。

 本来说好,这部书出版后就不再写了。后来,应邀他不得不接着又出版了《思念与思考》和《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二部著作。(他太累了,刘杲同志在一次会面时就警告过他不要太积极了,可我们谁说他也不听啊。)

 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宋木文有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我曾阅读过。这次通过文稿的打字、校对,我更关心文稿内容,也注意前后连贯并有所思索,我感受到《八十后出版文存》,虽多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回顾历史,而作者内心却深含着对现实的思考。这在各篇文章之前,他精心写出的〔题记〕中,就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胡乔木在大转折年代的理论贡献》,是为补正吴江的两条重要史料而写的,而论证的实质是“文革”后关于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是与非,及其重大意义。宋木文很重视这篇文章,收入《文存》时,写了长篇〔题记〕,又多次修改,交出版社后又作了两次增补。一次是得知吴江逝世之后,回顾吴江主持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影响,强调吴江的“治学之路和曲折人生,具有启迪意义,是值得给予重视和研究的。”一次是在阅读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吴江别集》之后,对吴江近年所作《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等文作了肯定性评价,说他“深为吴江同志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观察、论述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说服力所吸引”。我对这样的理论问题认识不深。他对我解释说,肯定吴江的“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也表明,他与吴江虽有争论,但不存成见,不以人划线,该肯定的就应当肯定。这时我才注意到,凡报刊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文章,他都认真阅读,有的还剪下来留存。2013年7月19日,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部分老同志意见座谈会上,宋木文在发言之后,同与会的杨牧之在会议通知的背页上,用笔就“普世价值”问题交换意见,他写道:“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论,已经不在于其本身的是与非,而在于以其理论观点达到某种对现实的主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杨牧之就回应:“确实如此。这个问题的背景太深了。”宋木文给我看过后,还解释了几句。这张通知上,因记有他俩关于普世价值问题交流思想的手迹,就至今还同他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我的一点看法》一并保存着。过了几天,我又听到他同来家商谈口述出版史的一位青年同志谈“普世价值”,说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而其主导思想又必须是一元的,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统领,不能让以“普世价值”名义出现的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占领我们的舆论阵地。我在一旁听着,感到他说得非常认真,接着又高声地说,要警惕思想理论政治上的改旗易帜;如果丧失警惕,就有可能出现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政治后果。宋木文的这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外,《文存》中的多篇文章及其〔题记〕,都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建言。

 请看作者在《文存》中以下一些论述:

 ①他在新闻出版总署纪念建党88周年大会上,以建国前入党的老党员身份发表感言,联系实际谈体会,说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或者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不行,并且高声表示,要把坚持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愿同大家一起共庆建党九十周年、一百周年,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文存》(第556—559页)。

 ②他以魂要附体、强魂健体,畅谈学习和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体会,并论述编辑在强魂健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568—578页)。

 ③他以由一个部门和系统实现建设出版强国目标存在诸多困难,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之前即提出建议:“如果由更高层级统一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各个方面军同心协力去做,岂不是更好”(第571—574页)。

 ④他在致王蒙信中畅谈读《中国天机》的感受,说从中读出了“中国从昨天走过来取得胜利,中国从今天走下去取得新的胜利,全在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是否正确,全在党与人民群众能否保持密切联系,全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建议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一读王蒙这部新著(第426—435页)。

 ⑤他致信中央领导同志并中编办,建议不宜采纳有人提出建立“三合一”的大文化部体制,并提出新闻出版与广电机构设置的意见,在得知决定组建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后,又建议“从法制建设到监管实践进行多方面整合,逐步建立和完善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大传媒监管体系,推动各种媒体在新的条件下自主互动协调发展”;并表示这“是个系统工程,要经历内外调整、重新组合和融合的过程。合并已在上头开始,整合更需要全方位推进。但依其主客观条件,前景定会看好。”(第139—151页)。

 ⑥他为陈昕新著《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作序,呼吁以书价破题促改革,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导向往往比文化的导向更强大”,要更加重视用高质量高品位主旋律精品力作占领图书市场,要有更强势的舆论导向(第386—394页)。

 ⑦他谈《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出版的启示,呼吁要“高度关注出版的文化担当和政治责任”,指出对那种以钱为本、将写作和出版都纳入资本市场的高调鼓吹,要保持高度警惕(第356—360页)。

 ⑧他以“恰当的归宿”,评论2010年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删除《著作权法》第四条政治性不保护条款,并介绍这条“依法禁止、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规定的由来与争论,被权威人士称为“这是一条宝贵史料,对于研究版权理论和版权历史都很有价值”(第305—312页)。

 这一切都表明,宋木文心系党的理想和信念,心系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心系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

 近日,我在家整理他的遗物中看到,2013年10月29日,他为《中国出版人语录》自选了五条语录。在这里附上,供大家参阅。
 

 

为《中国出版人语录》自选五条
(供选定)

宋木文

 一、改革篇

 ①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1990年,《宋木文出版文集》第328页)

 ②出版社编辑部的改革,要以图书质量作为主要考核标准,切实防止和纠正主要以品种数量看成绩、以发稿字数论贡献、以赚钱多少定优劣。(1984年,《亲历出版三十年》第552页)

 ③出版是基础,发行是关键,搞好流通,一通百通,应该把发行问题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1990年,《亲历出版三十年》第546-547页、《宋木文出版文集》第342页)

 ④既要重视社会效益,又要重视经济效益,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社(文化企业),如果不讲经济效益,也难以实现社会效益;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矛盾,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在总体上,我们要争取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并通过市场来实现。(1988年,《亲历出版三十年》第632页)

 二、人生感悟篇

 ⑤近来回忆往事,常常使我感悟到友情的珍贵。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八十后出版文存》第499页)
(2013年10月29日)

 我想说的是:宋木文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他的勤奋、聪慧,也与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统一。因而在年逾80高龄后,还能够勤奋而又敏锐地观察现实,反思历史。正如他自己所写,“我以出版人作为我的人生定位,自勉‘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且行且思。伴随人生定位,始终在思念思考。” 《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和《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的撰写与出版,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都反映了宋木文的情理观和出版观。宋木文说到做到了按照老朋友范敬宜嘱托的“做一个快乐、健康、有所作为的‘老头儿’了”。

 遗憾的是,他走的太早了,不然他会有更好的作品和建言。

 老公,我想念你。
 

 

                                                                2015年11月12日于海南三亚清水湾

 

在宋木文同志追思会上的发言
周  奇

 

 宋木文同志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一以贯之地重视图书质量。1984年,出版界推行编辑经济责任制,把“经济责任”即利润指标作为改革的中心,宋木文及时提出推行编辑部多种责任制要“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1993年,他更明确地提出:“出版工作的成果,出版事业的繁荣,最终是靠多出好书来体现的”。由此,他特别强调编辑的责任,要求编辑自觉地“以多出好书为任”。他的这一思想,在2012年编辑学会春节联欢会上的即席讲话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比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魂。他说:“这个魂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附体才能体现出来。”他指出:魂之所附,一个是人,一个是作品。人,一指作者,二指编辑。接着,他引用胡耀邦“写作自由,编辑把关”两句话,强调编辑对于图书出版的把关责任,强调魂附编辑的特别重要意义。编辑的魂集中表现在“出版把关”上。把什么关?怎么把关?宋木文提出三个决定:决定导向,决定质量,决定效益。他要求编辑提高决定导向、决定质量、决定效益的自觉。这三个决定完整地表述了编辑的文化担当和政治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书当然要“适应市场”,但是绝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而是要积极地引导市场,所以要把“导向”关。引导市场靠什么?绝不能靠商业炒作,而要靠多出好书,所以要把“质量”关。出版社当然需要获得利润,但绝不能唯利是图,而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所以要把“效益”关。把好了这三关,出版事业才能健康而持续地发展。

 宋木文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这些讲话言犹在耳,他的主张和追求值得我们认真回味。

 现在,中国号称出版大国,年出书多达二三十万种,当然这是我国出版大发展的空前伟业。但是,作为一个出版老人,我的忧虑却多于喜悦,原因是好书实在太少了。记得叔本华在《读书随想》中说过,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作品:一种是,作者为文艺而写作,他们的写作是严肃而静默的,进度非常缓慢,但是终于能够成为不朽的作品;另一种是,作者为衣食而写作,每年都能给市场送去无数的作品,并且受到欢呼鼓噪,但是数年之后,他们的作品匿迹了,曾经的鼓噪消失了。我觉得,叔本华好像是在描述我国当前的图书市场,耐得寂寞、淡泊名利、严肃创作的作者太少了,认真审稿、精心加工、竭尽心力打造好书的编辑太少了,称得上不朽的著作更是太少了。如果我们的编辑,都如宋木文要求的那样,“魂之附体”,真正扛起文化担当,负起政治责任,自觉把好出书导向、质量、效益三关,图书市场的面貌自将焕然一新。所以,我认为在追思宋木文同志时,有必要呼唤“魂要附体”,重提“三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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