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学会2001年的工作，主要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当年工作的要求，结合编辑工作和学会工作的实际，围绕编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推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促进编辑队伍素质的提高，以利出版事业的发展。

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筹备和召开中国编辑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学会工作，进行领导班子换届

经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编辑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4月3日~4日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审议中国编辑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二、审议中国编辑学会章程的修改草案；三、选举中国编辑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副会长和秘书长。刘杲会长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实际认真落实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指示精神。我们要继续发扬民主和团结的优良传统，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总结学会的实践经验，选举学会领导班子，安排学会的今后工作。从新世纪起，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这个新跨越，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要努力争取学会工作的新发展，跟上伟大的时代。我们要进一步推动对编辑活动中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以便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服务。”

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邬书林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指出：“学会成立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以“求真务实、勤俭办会、扎扎实实的工作赢得了出版界广大同仁的信任和赞誉”。他们强调学会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编辑出版工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努力推进编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要总结经验，研究规律，指导实践，以提高出版物质量；要加强人才培养和编辑队伍建设，特别需要培养政治思想素质高，精通编辑出版业务，懂得经营管理，又熟悉、掌握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出要大力宣传优秀编辑的事迹、树立典型，发挥引导和示范的作用，同时要拿起批判武器，对编辑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兄弟社团代表，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陈为江、中国期刊协会常务副会长张伯海、中国大学版协理事长彭松建到会致词，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武文祥、中国书刊发行协会副会长徐家祥等兄弟社团的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中国音像协会理事长刘国雄发表了书面祝词。

会议审议通过了邵益文代表第二届常务理事会所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学会《章程》的修改和《章程修改报告》，审议通过了第二届理事会的财务收支报告。

会议选举刘杲连任第三届学会会长；选举王於良、王建辉、王振铎、田胜立(常务)、杨陵康、杨德炎、吴瑰琦、余敏、张小影（女）、邵益文(常务)、郑法清、胡守文(常务)、陶信成、阎晓宏、巢峰、董秀玉(女)、蔡鸿程(以姓氏笔画为序，下同)等17人为副会长；选举程绍沛为秘书长。同时召开了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根据刘杲会长提名，一致通过田胜立、邵益文、胡守文为常务副会长，李频、张小萍为副秘书长，牛田佳等11人为理事会顾问，通过了2001年的学会的工作计划。

刘杲会长在闭幕会议上讲话，强调了推进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等问题，指出这是学会今后工作的重心和前进方向；同时勉励大家努力研究编辑出版工作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他说：“我们知道思想劳动是艰苦的事情，我们不畏艰苦。我们知道科学研究是冷清的事情，我们甘于寂寞。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是中国出版事业的辉煌，是伟大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为纪念建党80周年，征集“中国编辑史、出版史”论文和史料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本会于2001年5月开始征集“中国编辑史、出版史”论文和史料。一些编辑出版工作者，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理论研究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积极参与，寄来应征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有的专门论述了在中央三代领导人关怀下，我国出版科研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茁壮成长的状况；有的论述了毛泽东编辑思想理论与实践，以及对搞好新形势下编辑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有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一生对出版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大贡献；论述了我国现代史上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战士李公朴为救国事业和进步文化出版事业所作出的毕生奉献；论述了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时期的革命出版工作，如闽西苏区红色出版物、桂林抗日斗争出版物的情况；还有的介绍了蒙古族现代史上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翻译家克兴额创办“东蒙书局”，把毕生精力投入蒙文和满文出版的业绩等。这些应征文本，通过回顾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编辑出版工作，总结和研究了历史的经验，既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大部分文章已推荐给有关报刊，多数文章已先后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和《编辑学刊》等杂志上发表。

　　三、召开中国编辑学会第六届年会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编辑学会第六届年会于2001年8月19日～23日在哈尔滨市举行。这次年会的主题是：探讨新形势下编辑工作的性质、特点、任务和要求，总结经验，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新发展。中央和20多个省、区、市出版界的80多位编辑出版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田胜立致开幕词，邵益文作了题为《新时期编辑活动的特点和要求》的主题讲话，戴文葆、蔡学俭、王振铎、程绍沛等出席会议。会上宣读了刘杲致中国编辑学会第六届年会的信。大会在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形势下编辑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与会者认为，走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新时期，编辑活动的特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编辑活动的领域扩大了，信息量大，载体多样化，选择性大大增加；编辑活动的频率加快了，利用互联网可以当场传播，甚至被称为“即席编辑”；网络传输的编辑活动时间快，透明度大，传播空间宽广，可以无远勿届，甚至超越国界；编辑活动由单向向双向、多向交互式转化；编辑活动由原来的单一服务转变为多样化的综合服务。同时认为，新时期的编辑活动有稳定的一面，与会者认为有“五个不变”：即编辑活动作为精神生产和创造性智力劳动的根本性质不变；为了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目的不变；创意、优选、优化和组合的基本特征不变；出版工作既要适应精神生产规律，又要适应市场经济和竞争规律的原则不变；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的地位不变。

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日益加剧，加之经济利益对传媒事业的影响，使编辑活动受到一定的冲击。但经营环境的变化，对编辑出版工作者来说，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品格、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的责任不能变，我国出版事业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变。

与会者认为，要进一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业的新发展，关键是要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编辑队伍。要提高理论素养。最根本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尤其要提倡创新精神、敬业精神和服务精神。要丰富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提高对书稿知识内容的鉴别能力和加工能力。同时要提高应用计算机和网络传播的能力，在新形势下为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而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

　　四、召开2001年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探讨编辑活动规律

经新闻出版总署同意，中国编辑学会2001年编辑学理论研讨会，于11月16日起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探讨编辑规律问题。会议由刘杲会长主持，一些近年来就编辑规律问题发表过意见的研究人员约20人出席了会议。邵益文在会议开始时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学界对编辑规律的研究以及提出的各种观点。讨论中，阙道隆提出“两个区分”和“两个了解”，即区分编辑工作的方针、任务、要求和编辑规律，区分编辑活动需要遵循的社会规律和编辑规律；了解编辑活动的本质和编辑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了解编辑活动的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在《纲要》提出编辑活动三条普遍规律(即“尊重作者创作个性与编者选择把关相统一规律，传播已有文化成果与文化创新重构相统一规律，保证文化产品质量与掌握最佳传播时机相统一规律”)的基础上，补充一条，即“编辑活动的内容、要求与传播媒介的特点、功能相统一的规律”，指出“这条规律反映了编辑活动与传播媒介的关系”。杨晓鸣向这次研讨会提交了题为《认识和解构编辑活动的规律》的论文，认为编辑规律是编辑活动的本质联系。“一切体现编辑活动过程的本质联系，从一个侧面制约着编辑活动过程，都可能是编辑活动中的一条规律”。他提出：“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是编辑活动的普遍规律”，即“举凡有编辑活动的地方，就存在着编辑主体通过编辑功能参与社会文化大厦的构建，并同时要受到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作者、读者、社会制度、出版体制、自然条件状况等等)的制约、影响的现象。”任定华提出：“编辑基本规律就是信息、知识有序化、媒体化与社会化的规律”；同时提出“在这一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也可以形成次一级的法则：即选择优化法则、加工创造法则、标准规范法则、媒体结合法则、扩散传递法则和完整美化法则”。认为“所有的编导个体与群体，在编导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法则”，它是客观的。林穗芳认为研究编辑规律是编辑学学科建设中的攻坚项目之一，难度很大。作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最高层次的规律，最好归纳成一条，其他则处于从属地位。要是基本规律也列举多条，便没有主次之分了。他提出，传播媒介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在为作品的内容向公众传播作准备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用户之间的供需关系的矛盾在全面而准确评价的基础上依照质量第一和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加以调节和解决”。要点是全面准确评价两个“第一”。庞家驹集中讲了网络时代的编辑活动，他认为“交融性是网络时代编辑活动的一个新特征”。他说：“有一种现象：在不同传播媒介之间，一方会交叉利用另一方的优势功能，扩展自己的活动空间和存在价值，并协同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这种现象姑称之为交融性。这种现象，从多种媒介产生以来，实际上一直存在……光盘的问世，使这种现象开始显现。网络的兴起，由于其无比强大的功能，更使交融性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他认为：这种相互的循环不息的运动“应该是一种规律”。邵益文提出研究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要从分析编辑活动的矛盾入手。认为编辑活动的矛盾很多，但基本矛盾是两个，即编辑与作者的矛盾，编辑与视听者的矛盾，而其中编辑与视听者的矛盾又是编辑活动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在这个主要矛盾中，编辑与作者同处在矛盾的一方，即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都是为视听者服务的，而视听者是被服务的。同时提出根据主要矛盾的状况，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即：编辑以众多的精神成果为基础，以优选、优化为手段，生产新的精神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视听者的需要，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说得简单一点，可以说是“优选、优化规律”或称“二优律”。这里的“精神成果”是指原创作品，可再次利用的成品，也包括信息、各种资料或半成品。“优选”是指选题的创意、策划，作者的物色，稿件的审读、评价和取舍。“优化”是指加工、整理、装帧设计、美化，合理的编排和优化组合。根本目的是满足视听者的需要，为视听者服务，为传承社会文明服务。刘杲最后讲话，强调要重视基本规律的研究。他认为编辑活动的规律，可以有特殊规律、普遍规律和基本规律。基本规律应是体现在古今中外各种媒体编辑活动中的规律，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性的，是全过程的，不是阶段性的，应当对编辑活动的其他规律有指导作用。因此说基本规律只有一个，不是很多个。基本规律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归纳的方法，是基于大量编辑实践的概括。他希望大家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深入研究。

　　五、邀请部分在京专家座谈《编辑学理论纲要》

1996年，中国编辑学会提出研究编辑学理论框架以来，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孙五川等天津编辑学界的同志首先提出了编辑理论框架的初稿。1997年中国编辑学会曾召开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对这个初稿进行了专门讨论，为进一步研究开阔了道路。各地的研究者也据此不断地进行研究，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1998年初，杨焕章发表了《当前编辑学研究的任务》的文章，指出“所谓编辑学体系，实际上就是编辑学诸概念之间、诸原理之间以及概念与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主要是“揭示这些内在联系”。阙道隆发表了《建立和完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的文章，提出了12个研究课题。认为在这些问题的研究和交流的基础上，“可以形成一种或几种比较公认的编辑学理论框架”。1999年，刘杲发表了题为《我们的追求：编辑学》的文章，对编辑学的研究目的、性质、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编辑的地位以及关于编辑人才的培养等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推动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研究。林穗芳、逸士也分别就编辑学理论纲要发表论文。邵益文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要以基本概念、基本规律、基本原理为思路来考虑编辑学的理论框架。

2001年4月，中国编辑学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对研究编辑学理论框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内容，涵盖的范围以及有利条件等作了分析和说明，指出：制定编辑学“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要阐明编辑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编辑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并且把它作为今后学会的重要工作加以强调。这些都大大推动了《编辑学理论纲要》框架的研究。

2001年下半年，阙道隆写出了《编辑学理论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初稿，全文5万余字，除导言外，分为13章，包括编辑概念、编辑活动、编辑过程、编辑工作者、编辑与作者、读者(受众)、编辑与传播媒介、编辑与社会、编辑规律、编辑价值、编辑模式、编辑规范、编辑风格各方面。中国编辑学会为此邀集在京部分专家学者于2001年5月29日进行座谈。与会者对《纲要》表示肯定，并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几年来探索编辑学理论框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将有利于编辑学走向成熟；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具体的修改建议。会后，作者又作了必要的修改。2001年《出版科学》杂志在第3~4期上发表了《纲要》全文，编者还加了热情洋溢的按语，鼓励有更多的研究者来做这一件工作。

　　六、加强国际出版学术交流，组团赴韩出席“第十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

第十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2001年10月26日~27日在韩国汉城举行。会议由轮值国韩国出版学会主办，中、日、韩、马来西亚及英国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中国编辑学会派出了以常务副会长邵益文为团长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七人代表团。团员有王建辉、杨陵康、阙道隆、孙、伍旭升和郝捷等。韩国对此次会议比较重视。为了沟通情况，开好会议，2001年初，韩国出版学会会长尹炯斗曾亲自来华，与刘杲会长商量会议的宗旨和主题。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21世纪国际出版环境的变化及其对策。会议分四个单元宣读了21篇论文，涉及出版学研究，出版人才教育与培养，21世纪的出版环境与新技术的影响，网络出版、电子出版及其著作权保护，翻译出版及国际出版合作与交流等方面。中国代表分别就有关议题宣读论文，引起了各国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各国代表交流了思想观点和研究情况，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和建议。

1、关于出版教育与出版人才培养。这个问题已引起亚洲一些国家的重视。日本、韩国在出版教育方面都已形成一套较完备的做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日、韩两国代表主要是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与出版研究的专家。他们注重的是文化、技术、市场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日本上智大学的出版学教授植田康夫在会下给我们讲，他已经带过若干名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但他们对从业者的再教育似乎没有涉及。相比之下，我国抓了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但对就业前的院校教育需要加强，如编辑出版学尚未列入学位办的硕士专业目录，有待商请教育部门早日解决。

2、关于出版研究。与会各国对出版研究都较为重视。从论文看，日、韩等国的出版研究虽也强调学术性，但似乎还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更多的是对现实问题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与我国出版学尤其是编辑学的研究相比不见得更深入。但他们关注现实出版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在研究队伍中，他们主要是院校的专职研究人员，出版从业者参与似乎不多。我们的研究队伍中有一大批出版从业者，这是优势；但要使研究深化，还需要有从事出版教育与研究的专业人员，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予以重视和加强。出版研究需要加强信息交流，注意研究成果的引进与输出。这方面的工作韩国做得比较多。从会议论文及他们赠送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们引用参考了我国的不少研究成果，而我们的论文中引用外国的论著较少。今后我们应该加强编辑学、出版学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以促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3、关于弘扬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碰撞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出版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是代表们比较关注的问题，并介绍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做法。日本代表介绍了在法兰克福书展举办“日本年”，突出宣传日本民族文化的情况和经验。韩国则成立“文学翻译院”，由政府资助，把韩国的优秀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去。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入世”以后，保持和弘扬民族文化，是出版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政府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