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人陆费逵
说到中华书局，就不能不说到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思想家和出版家。原是革命团体日知会中人。1906年入上海文明书局(成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32年并入中华书局)当职员，同时兼任文明小学校长。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国文部编辑、出版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他预料到清朝统治必被推翻，共和民国即将成立。政体变化，教育制度必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教科书市场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商务印书馆并未有改编教科书的举措。于是他暗中策划成立了中华书局，大举进入现代教科书市场，并迅速成长为当时惟一能和商务分庭抗礼的企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后来，中华书局与当时所有的民族企业一样，历经惊涛骇浪，而陆费逵个人的命运也跌宕起伏，但他对中华书局，对民族出版业，却始终痴心不改，为之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和生命。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的硝烟中，陆费逵病死香港。
当时的教科书出版概况
大约从1876年即光绪二年开始，外国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附设的所谓学堂就编印过算学及宣扬西方文明的教科书。其后，国内的一些书局、报馆、书院也编印过多种取代过去蒙童读物的教科书，但影响最大的则是商务印书馆和当时的文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但那时的教科书，亦无一例外都是老式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其教科书封面还印有大清的龙旗。内容上虽也有一些新东西，但远远没有迈进现代的门槛。
从光绪二十三年到宣统二年，我国有案可查的，有不少于100家出版单位出版了小学课本13门47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在此期间出版了13门共91种教科书，涉及小学各课程的各年级用书。也就是说，虽然当时数商务的教科书市场份额最大，但仍没有一家“中央军”。因当时的市场是区域性的，分割的，分散的，混乱的。不但全国没有统一的教育标准和教学方法，连各省市不同的学校之间的教育标准和教学方法亦不尽相同，所使用的教材就更不用说了。直到1928年，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才通过了关于“组织中小学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的决议，1932年，教育部才有了一个关于全国中小学课程标准的提纲。然而，这个提纲到最后亦只是一个提纲，并未成为真正的得以实施的纲领。
1905年，清朝宣布停止科举，新式教育得以大发展，但这只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过渡而不是现代教育的起点。即便如此，新式教育的大发展，1906年至1907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学生由54万人猛增到165万人，让商务赚足了钱。当年商务印书馆获净利是资本额的73%。当股息发给股东后轰动了上海滩。一个多月后，《申报》头版上刊登了一则《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原起》的广告，宣布首期集资50万元，第二步目标为100万元。该公司在广告中公开宣布将以商务印书馆为竞争目标，经营教科书。发起人是张謇等28位知名人士。张謇出身状元，官至四品翰林编修
，曾做过军机大臣袁世凯的老师。他曾经于1903年创办过翰墨林书局，深知教材出版的巨大利润。28个发起人中，很多是上海及周边地区的有钱人，可以拆借。但6年以后，即1911年，中图公司被商务收购。
中华书局的崛起
中华书局成立时，商务印书馆已有了十多年的发展史，此时商务的资本金是75万元，而中华的资本金只有25万元，仅为商务的1/30。中华没有可以拆借资金的后台，而陆费逵的个人声望亦远不能与张元济相比，但中华硬是将教材这一大蛋糕切了一大块下来，做到了和商务平分秋色，原因在于中华抓住了机遇。
1911年8月以前，武昌起义尚未爆发，但革命空气已笼罩全国，商务照例开业务会讨论印制明年课本的事情，是印《大清国民读本》还是别的什么?如仍印《大清国民读本》，一旦时局有变，非但损失不轻，重编重印亦来不及。如改编太早，不但同样要冒销售风险，假如革命不成功，所编新书不但不能发行，而且还有杀头封门的危险。一向在政治上保守的商务，便采取了仍出版旧课本的做法。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独立，上海光复，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不能用，不但损失浩大，又于手忙脚乱中丢掉了大块市场，而且这市场一丢就再也没有抢回来。而就在商务商议要否编新教科书而不得的时候，陆费逵已暗中与同事戴克敦，文明书局的陈寅及另一位知名人物沈知方等计议策划，筹措资金，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民国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自行建立新的出版机构。因新编教科书中有反清内容，所以行事极为秘密。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华书局也宣告成立。成立之初，仅二三人合资，资本金25万元，局员不到10人。很快，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小学各个年级各门课本44种称为《中华教科书》一套，中学和师范课本27种次年出齐，几乎独占了当时的新式教科书市场。
由于《中华教科书》及时反映了政治形势，配合了共和政体的需要，贯穿了陆费逵思考多年的教科书革命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一出版即大获成功，当年营业额即达20多万元。中华书局立即扩大再生产。次年，据在各省市召开的图书审查会上的统计，在被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中，《中华教科书》的销量占第一位的地区有北平、直隶、奉天、山东、湖南、河南、陕西等，占第二位的有贵州、山西、四川等。中华书局由一家不知名的企业迅速崛起，在一二年内享誉海内外。
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乘着革命的大好形势，我国第二大民族出版企业一炮而红。
“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语言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如是，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划也。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陆费逵语)，即是中华书局开办之初业务盛况的真实写照。中华书局的业务迅速开展。1913年，书局在国内重要城市开始设分局，至1916年，有分支局40处，总分局职工共2000多人。以后陆续招股。原定资本100万元，到1914年，始收足60万元。从1913年到1937年，中华书局的教科书不断修订重编。先后出版了《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等11套中小学、师范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教科书。1932年开始，还出版了4套专供东南亚国家华侨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伴随着中小学及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出版，中华书局还为教师出版了一套各科教学法的书和其他教学参考书，后又出版了“小学各科副课本”。这套副课本分初、中、高三级各100册共300册。中华书局除了编辑教科书外，还出版了各种类型的丛书尤其是作为课外读物和参考书的英语类丛书。1913年，中华书局的年营业额达到40多万元。到1917年上半年，中华书局营业额超过100万元，以当时物价计，这个数字是很可观的。但因同业竞争激烈，并不实惠。当时商务以实力雄厚，书籍折价倾销，中华只得照此办理。据陆费逵分析中华危机的原因，一是预算不精密，加之内战收入减少，因欧战而增加开支；第二是同业竞争，售价不保成本；三是某副局长个人破产，公司均受其累；四是出租收回后，讼事纷扰，情况尤为复杂。陆费逵所说之副局长即沈知方，因投机经营失败，退出书局，后于1921年自创世界书局。世界书局后又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几大书局之一。
这期间中华书局因投下大量资金，建筑厂店，广召人员，添置机器，又因同业中伤，存户纷纷提款，以致经济周转不灵，曾濒于倒闭。据说当时债权人在中华书局发行所收银处坐索债款，陆费逵并因债务问题被控扣押，由史量才保释。
1917年4月董事会推史量才任局长，史想接办书局，为书局垫款，以文明书局及中华书局的图版作抵押放在申报馆楼上。史任局长后，衡量资产负债情况深感棘手，只当了4个月的局长即退出。1917年，书局一度出租，后又收回自办，后又曾与商务谈判合作，因商务内部意见不一而作罢。1918年，有人组织到“维华银团”贷款6万元，专供书局购纸进货之用。1921年，书局经济情况仍未好转，又由董事等7人组织“合济公司”，贷款9万元。此时的中华书局内外交困，董事会决定罢免陆费局长职，只任司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邀陆费逵去教育部任职，新闻报馆汪汉溪请陆费逵去当总编，但陆辞谢不就，决心办好中华。
据不完全统计，1912年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6000种，其中各类教科书400余种，社会科学书近2000种，自然科学650多种，文学艺术1000种，重要古籍800多种，少儿读物800多种，另有20多种杂志。
战火纷飞中的产业构架
中华书局的高峰时期在1936年左右。1937年，抗战爆发，陆费逵要求全体员工迅速将应生产的货品限期完成，并赶印大量教科书和各种教学参考书连同文具仪器分运内地，以供应战时各地的需要。同年11月开始，陆开始筹建香港办事处，并把中华的大量资产和人员转移到香港。到香港后，仍积极组织力量出版教科书等经广州运往武汉，广州沦陷后，则经广西到越南到缅甸到云南到内地。
中华书局不仅印刷技术优良，且拥有现代化的印刷机，如德国制轮转大电机、四色大电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其设备当时在远东也算先进的。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时期，上海、香港两地的印钞业务畸形发展，不少钞票给了中华的印刷厂印。当时中华的业务收入中，印刷占了较大比例，其次是教科书包括南洋教科书和一般图书。抗战前，中华和商务、商报馆、新闻所馆等欲合资办造纸厂，书局还打算办油墨厂和运输业，后因战事起而停。
中华书局除出版印刷业务而外，发行所兼营文具仪器、标本模型、运动器械、教育用具、风琴乐器。1929年，设中华教育用具厂，制造教育用具、三用复印机、华文打字机、日月星期时辰钟、八用日历钟、各种理化仪器，甚至连公事皮包、扇子等生意也做。1930年，生产中华英语留声机片，标准国语留声机片、基本英语留声机片等，附以课本，以便自学和教学。1937年，还设保安实业公司于上海，投资40万元，后移至香港，继续大量投资，生产防毒面具、桅灯及登陆艇等，供备战之用。
中华书局大搞多种经营，有其主动构架产业的一面，也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当时一般图书印三五千册已属不易，印一二千册如不重版就要亏本。当时同业竞争激烈，有的小书店出版一折八扣的无版权书，如《红楼梦》、《水浒》等和一些小书，深入农村倾销。他们用的是水渍纸、对开纸等便宜的纸张，版面植字紧密，用人少，开支省
，大书店无法和他们竞争。中华和商务没有出版过小书，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华不敢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刊，又不屑于出版低级的艳情小说，其经营方针是力求稳步、顾及商誉，所以如果不大量搞多种经营，是无法维持这样庞大的出版业务的。
1949年10月11日，中华书局和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46家出版发行单位成立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共同负责由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写委员统一编辑审订的中小学教科书。1950年，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确定了出版专业化的方向。1951年1月，中华书局与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联合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从上海迁至北京，上海只设办事处。中华书局现在的出书范围是1958年最后确定的。同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66年至1970年，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几乎全面停止，并且其间曾与商务印书馆合并。1978年春，中华书局彻底恢复并开展业务。
(欧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