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通常把产权状况视为既定的前提。但是，产权是由选择决定的。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产权安排。一种是以界定私有财产为约束竞争行为的规则。它具有专门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将财产转让给所有者认为合适的任何人的排他性权利。在产权集合的另一端是公共产权，一般有两种产权安排，一种是不按财产来界定权利，而是按等级地位来界定个人的权利。它既可能在一个私有者持有的资源构成的组织中建立起等级制，也可以废除私有产权而建立等级制。另一种安排是通过大规模的管制和颁发许可证的方式来限制资源使用权的竞争。在张五常看来，导致特定的产权结构的交易成本，可能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分析中暗含的交易成本不相一致。例如：公共产权节省了类似于私有产权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但是，与公共产权相联系的租值消散又意味着其他类型的交易成本较高。私有财产几乎不会出现租值消散，但是界定和实施产权的成本可能是某些社会承受不起的奢侈品。张先生的分类与利弊分析揭示了近代出版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一、股份合作制
这类产权结构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大多初起为合伙经营，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后改造成股份制公司。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发轫于一家手工印刷作坊，它的最初股本为3750元，创办人夏瑞芳占1股(500元)，合伙人鲍氏兄弟、高凤池各占1股，夏的好友、同事参股4份。靠这3750元钱，夏瑞芳购进两台手摇印刷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扳压印机，租了三间旧房，聘用了十几位宁波籍工友便开工了。由于夏瑞芳经营有方，鲍、高等人齐心协力，商务的资本增值迅速，至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达5万元。1902年7月，商务印书馆旧址失火，机器设备毁于一旦，夏瑞芳随后的两项重大举措使得商务走出合伙经营的手工作坊格局，步入现代企业运作的轨道。其一是利用火灾保险金择新址建厂，并与日本最大的印刷机构金港堂合资办厂，吸纳日资10万元，聘请日本技师襄助印务，改良技术；其二是延揽张元济到馆，主持编译所。随即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在四马路聚丰园商议合资办法，正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张、印参与投资，共计资本5万元。此时，商务人财两旺，步入高速发展阶段，1903年资本金20万元，1905年增至100万元，1913年为150万元，1914年退还日股时达200万元。1903～1913年中日合资这10年中，商务的基本建设也有长足发展，1905年扩建厂房和编译所，1912年扩建发行所，并在全国设立分机构达20所，其中北京分馆有自己的印刷厂。商务早期兴盛时营业额占全国的1/3，资本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经营领域曾由出版、印刷扩展到机器制造、房地产、影视业等更大的投资市场，开展资本运营，以期多元发展。当时沪上有名的企业如冠生园食品糖果公司、五洲大药房、南京路女子商业储蓄银行、浦东电气公司中都有商务的股份。
但是，不久夏瑞芳擅自挪用巨额资金购买橡皮股票，结果受骗惨赔，一时间使商务印书馆的流通资金丧失殆尽，企业面临倒闭。幸得张元济鼎力收拾残局，从上海三井洋行融资五万两(银)，急令各分馆催交应收款，才得以渡过难关。夏瑞芳的案例暴露出家族式管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产权与授权的失控。张元济后来延请管理专家陈叔通到馆主持机构改革，设立总管理处，使得商务在管理上跃上一个新台阶。应该说，前30年商务在民营出版的第一轮竞争中独领风骚首先得益于它率先从产权制度上夯实了发展的地基，管理上的严明精细还是第二位的因素。
类似的情形在中华书局也发生过。1917年初，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国内南北战争的影响，书业清淡，副经理沈知方挪用公款从事股票投机，结果分文不归，致使中华书局这一资本额近200万元、分局多达40余所、员工3000余人的大企业顷刻陷于瘫痪，不得不出让股权，被其他公司接收，由常州纱厂老板吴镜渊投资救急，接管财务，两年后方才恢复之大概。可见现代产权制度更需要运营中的监管。事后，有人总结道：“中华书局仿立宪国之三权分立，分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机关，所谓立法机关者，董事十一人之会议也；所谓司法机关者，监察二人之驻局监察也；所谓行政机关者，正副局长之执行局务也。法良意美，果能遵而行之，各尽其职，何至失败之立见?无如我国积习，言之匪艰，行之维难。”
言归商务，商务的另一大危局是1932年1月29日的日军炮击，大部分馆舍被毁，直接资产损失达1633万元。时任总经理的王云五迅速收缩开支与投资，力保教科书印务及储运，元气才逐渐恢复。资产由1932年的300万元，1934年增至350万，1935年500万元，1936年450万，1937年初达500万元。出书占全国新出版物的52%强。
好景不长，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及香港，两地商务资财未作转移全数落于敌手。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在战乱中匆匆建立。最棘手的问题便是重建的资金，各地汇来的资金及存款仅够一个月的开销。由于商务开创之初曾立规矩，不得有官方资金介入公司业务，王云五只能以个人名义向国民政府借款，限期3年。次年3月，业务走向正常，恢复日出一书的规模。这是前50年商务的最后辉煌。战后，由于王云五辞职，内战爆发，
通货膨胀严重，加之继任者管理不力，商务1947年底负债达300亿(法币)，1948年亦未见起色，以致1948年股息以书券代付，这在商务经营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与商务在产权结构上大致相同的有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由于手头资料不多，只能举其大要。
中华书局1912年成立，由于主办人陆费逵为商务中脱出，成立伊始即按股份公司形式建制，1912年注册资金为2.5万元，1914年增资为60万元，1916年为100万，1925年200万，1937年400万，1942年800万，1948年为100亿(法币)。1950年为200亿。中华书局的经营以出版、印刷为主业，出版以教科书为主要盈利点，同时在印刷上投资甚巨，设备、技术优良，并利用其董事长孔祥熙的关系承印钞票、债券，获利甚丰。在它的营业收入中，印刷占较大比例。此外，中华还兼营文具、教具、体育器械，乃至文房四宝。
大东书局1916年创立，由吕子泉 (出自商务)、王幼堂、沈骏声、王均卿四人集资计3万元开张。1924年改制成股份制公司，核定资本金10万元，1925年扩资为20万，1932年为60万。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侵入，杜月笙为董事长，国民党人陶百川掌握局务。
世界书局1921年创立，创办人沈知方亦出自商务，后任中华书局副局长。1917年因银根危机脱离中华，以广文、世界书局名义出书。1921年将世界书局改造成股份公司，资本金仅2.5万元，其后不断吸引社会投资，其中包括李石曾携入的官僚资本。1948年核验资本金为60亿(法币)。
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由原商务同人章锡琛兄弟二人联合吴觉农、郑振铎、周建人等文化人集资5000元起步。1928年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5万元。开明的盈利书仍然是中学课本。1930年资本金增加为30万元，1947年核资为30亿(法币)，成为上海出版业五大户之一。开明书店是众多文化同人办出版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案例。
二、同人、家族合资(伙)制
其实，商、中、大、世、开五大书局最初亦缘自同人合资或家族合伙制模式，但它们在资本积累、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及时朝着社会契约型的股份制方向发展，企业人才延揽更加广泛，内部分工更加明确，科层结构凸现，融资结构内源外源并举。内部监督更加制度化，核心竞争力急剧上升。反之，企业只能在家族、同人小范围集资、家长制管理，作坊制规模的平台上徘徊。
家族合伙制办出版的一个典型案例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创办人为安徽绩溪人汪孟郊与他的侄子汪原放(曾出任中共早期出版局局长)，创办于1913年。资本金不详，鉴于汪孟郊1903年即开始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的经历，资金、办商业的经验并不会太弱。比资金、理商经验更重要的是汪孟郊与五四前后文化大师的私交。汪兄希颜曾是章士钊在江南陆师学堂的同学，陈独秀的朋友，他们还与胡适之有乡谊。创办之初，因精编精印中国四大交通图盈利颇丰，并得到梁任公、马君武等人的好评。后来，许多名流的重要著作都交由亚东印行，著名的“科玄之争”的文章结集也由亚东发行，一时名声大噪。应该说产品、品牌经营水平是上乘的，但汪氏叔侄以作坊制的管理方式经营亚东，陈独秀曾建议它与群益书社合并改制为股份公司未成，后期又因资金周转不灵，由胡适介绍与王云五商谈，拟请商务印书馆投资数万元将其改组为股份公司，亦未果。汪孟郊在管理上家店不分，常常随意动用店内资金去做粮食、百货生意，经常无利而返，图书经营银根不实，叔侄纠纷不断，常常由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等名流出面调解，胡适还要为他们在银行借贷做担保。店内员工亦清一色的安徽同乡，因此，资本、人才无力支撑开企业的发展。多次丧失大好发展机遇而归于一小作坊。
同人合作办出版的案例应推文化生活出版社。文生社创办于1935年，事出偶然，三一美术公司约请吴朗西编辑一套动植物图画教材，待花销近300元购回大批资料之后，约稿者离职，于是吴朗西、伍禅、丽尼等人商量自己成立一家出版机构来操办此事。恰好伍禅中了彩券大奖，拿出一半约1000元，借给新成立的文生社，再向银行开设一可透支8000元的账户便正式运营了。粗算下来，文生社当时的资产及信用大抵为1万元。1935年巴金归国，出任文生社总编辑，主持编政，但他并不是创办人、合伙人，只是一个赞助人。文生社在几位一流文化人的苦心经营下，出书影响日益彰显，但始终未明确各种产权关系，即使是巴金，与文生社的关系也只是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拿版税，未拿过工资和股金。草创之初，恰逢战时，忧患、责任、理想等因素尚能凝聚同人，但一旦步入盈利期，利益关系难以调整。这是与文生社同类的同人社难以在商业上充分发展的致命弱点，常见的结局是不欢而散，甚至结成仇怨。巴金后来即极不愉快地离开了文生社，分手时，文生社还拖欠了他10本书的版税。由此看来，出版虽然是一项民间商务活动，但是一项组织性、结构性、风险性很强的经济活动，既不可拷贝家族制，亦不可拷贝江湖气。首先应该在基本的产权关系上设定、恪守严格的契约，这样，后续发展才会理直序明，纲举目张。
三、集体及合作社制
前50年的出版史，其中一大半处在战时，国内战争、抗日战争，这给产权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的影响。战争作为一种不可抗力因素作用于文化出版经营活动，其收益率的生成与增长必然受到抑制，即使在股份制十分完善的商务、中华等大型机构，资产损益表也有战争损失的列支。加之苏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企业组织形式的观摩与借鉴，于是就有集体及合作社模式的产权关系，这是一种接近于纯粹公有制，带有战时动员性质的组织形式，其案例有二。
生活书店脱胎于生活杂志，生活杂志产权先期归属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后经与职教社协商同意生活杂志自立经营，盈利的20%交职教社。后在生活杂志基础上成立生活书店，当时，生活杂志社结存2000元，连同固定资产，共折余为38690元。对内为合作社，为集体所有制性质，对外为股份公司，1933年注册时额定资金为5万元，1937年增资为10万元，徐伯昕为法人代表。合作社章程为胡愈之所撰，原则有三条，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其一，经营集体化中包含集资的意义，建社时，即将原生活杂志的核定资产按各人工资总额的比例分给职工作为股本，新加入的员工则按核定工薪的10%扣作股金，至2000元为基本股本，超过部分不计息。其实，生活书店仅于1933年当年分过股息，以后未再发息。其二，管理民主化是指社内设理事会、人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民主制中集产先其委员，行使职权。其三是盈利归全体，即归于全体员工名下，实际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个体制注重团队精神，注重积累与发展，因而，生活书店在战时发展很快，最盛时在全国各地有60余所分销店，成为进步出版的重要基地。当然，也曾因盈利分享权(收益权)难以落实兑现发生重要业务骨干离职等危机。
此外，新知书店是邹韬奋从生活书店结余中拨出1000元而创办的。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中央苏区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它的前身是长汀县城区工委书记毛钟鸣兄弟创办的印刷所，共有石印、铅印设备两套，无偿捐献给闽西苏维埃政权，但后来并未办成机关附属工厂，而是按照股份制形式组织。书局发行“闽西列宁书局股票”，每股一元，彩色票面，印有马克思、列宁头像，有编号、收执人姓名地址及书局主任章。通过这种融资方法募集到约1万元资金，购置了新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满足了红色苏区书刊印发的生产需要。对于持股群众，书局给予两项优惠，一是以优惠价购书，二是年终按股分红。为此，书局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账目，如1932年9月20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即发表了《书局第二期会计预决算书启事》。当然由于定价制度是基于宣传工作而不是市场盈利，股息收益是微薄的，它的本质还是一种合作社形式的经济组织。但红色中国的第一家出版发行机构即按经济规律办事是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的。
(王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