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于1979年12月20日在长沙举行成立大会。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的代表、国家出版局和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出版部门的代表，中宣部、国家出版局、湖南省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出版界的老前辈，共242人。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名誉主席茅盾，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人大常委委员叶圣陶，分别向大会发来了祝词和题诗。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筹备组负责人陈原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协会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到会并讲了话，祝贺协会成立。

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章程》，选举了由138人（另外保留台湾理事1名，港澳理事2名）组成的理事会。
　 12月21日，协会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胡愈之为协会名誉主席，陈翰伯为主席，徐伯昕、黄洛峰、王子野、边春光、许力以、陈原、马飞海、王璟、周永生为副主席。

第一条　本会是中国出版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性的专业团体。 　　

第二条　本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团结全国出版工作者，遵循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第三条　本会的主要任务是：

(一)　组织出版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培训出版队伍，开展出版业务研究和学术活动，交流出版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出版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

(二)　表彰先进的出版工作者，密切与著译者的联系，组织优秀图书的评奖，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　团结各民族的出版工作者，巩固党和非党出版工作者的亲密关系，加强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海外同胞中爱国的出版工作者的联系和团结。

(四)　积极开展出版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同各国出版界友好人士的联系和合作。

(五)　依法维护出版工作者的民主权利。

(六)　协助政府有关部门改善出版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并根据需要和可能举办福利设施。

第四条　本会会员包括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

(一)　各级出版社和中央一级出版、印刷、发行单位，经本单位申请，并经本会批准，均可成为本会团体会员。

(二)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出版管理部门和图书印刷、发行部门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与出版社关系密切、经常为出版社编书、审稿的著译者，过去长期从事出版工作、在出版界有影响的人士，由所在单位介绍或本人申请，经本会批准，均可成为本会个人会员。

第五条　本会会员有遵守本会章程的义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参加本会各项活动，对本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享受本会福利设施等权利。会员有退会自由。

第六条　本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召开。 本会设理事会，理事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每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提前或延期召开。 本会理事会选举名誉主席一人、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由主席、副主席组成主席团，在理事会闭会期间，领导本会工作。主席团设秘书长一人，副秘书长若干人，协助主席团处理会务。 本会根据精简的原则，设立必要的工作机构。

第七条　各省、市、自治区可设立分会。各地分会在业务上接受本会的指导。分会可制定章程，接受会员。本会会员居住各地者，可同时加入当地分会。

第八条　本会经费来源为政府资助和团体会员缴纳的会费。

第九条　本章程的批准权和修改权属于会员代表大会。 (经1979年12月20日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原则通过，1980年1月24日协会主席团会议修订。)

名誉主席：　胡愈之

主　　席：　陈翰伯

副 主 席：　徐伯昕　 黄洛峰　　王子野　　边春光　 许力以

　　　　　　陈　原　 马飞海　　王　璟　　周永生

秘书长：　　宋木文

副秘书长：　倪子明　范振江

首先，请允许我对出版工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表示热烈地祝贺。我很抱歉不能来参加这次的盛会，我更抱歉由于体力的关系，我也不能参加出版协会的任何工作。
　　现在，我只能从过去从事出版工作的一点经验讲几句话，供同志们参考。
我感觉到，从出版工作本身来讲，我们中国人是很光荣的，因为中国是最早发明纸张、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我们国家在过去两千年的出版事业中作出最伟大的贡献，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多年来，我们在出版工作方面的进步很小。特别是现在，我们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出版事业方面，有许多方面是比较落后的，尽管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的出版事业不能赶上去来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我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都参加过一点出版工作。但是，我在这里感到很惭愧，因为我没有在出版方面做出一点贡献，还可能犯过一些错误。我们的国家正在把一切工作重点放在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上面来。在本世纪内达到四个现代化，出版工作应该走在前面。因为，现代化确实要极大地发展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主要就是要首先极大地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满足广大人民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这样出版工作应该是现代化的先行者。就现在我们全国出版工作的情况说，我们还远远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想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出版工作体制方面。出版工作主要地是出版社，是编辑工作。出版编辑工作应该充分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由于我们的出版工作的体制，把一切工作过多地集中在中央的出版机构，在我们这个广大的国土里边，出版工作不是普遍地均衡地发展的。出版工作应该集中起来，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必要的，这是我国建国以后所取得的伟大的成绩。但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发展的不平衡，由于出版社的分工缺少灵活性，造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出版困难，造成了出版物内容包括形式方面显得比较单纯，而且落后。比方说，关于中国的文化艺术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又有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时期的蓬勃的发展，这样地集中在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出版社，是不可能做到的。要达到出版工作的双百方针，应该允许多一点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说，要有各种不同的出版机关。同所有先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出版机构是过于集中，甚至于比解放以前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出版事业还要集中得多。现在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把出版社体制来一个彻底的改变，不需要搞一个小而全或者大而全，可以按照各个出版社特点来出些书。比方我们中国的古籍，按其种数是超过任何国家的。在解放以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对于整理古籍做了许多工作，出了《四部备要》、《四部丛刊》，在解放以后就停止了。现在要研究古代的文化，古为今用，缺少这类的古籍。对于国外的文化科学知识，翻译和介绍，也有同样情况。现在和过去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把优秀的外国著作翻译成中文，但是不是有系统的大量的来出版印刷。从出版社的分工和统一的布局来看，这点，是不是还值得考虑一下，来适应我们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出版工作离不开语文工作。从广大的读者来说，我们用的文字应该逐步地做到现代化。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已经做到了用白话文写各种文章，但是，白话文本身还存在许多问题。比方语法方面，构词方面，也远不是统一的。解放以后，除了毛主席的著作是现代的文字的典范以外，我们所有的著作在文字方面，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规范。这样使得一般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读者发生很大的困难。所以在排印方面的一种紊乱现象，比方白话文同文言文，常常混淆在一起，标点符号没有统一的规范。这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出版工作者来很好地重新研究，使得我们现在出版的古籍，能够达到一定的规范化。这样，也减少了广大的读者读书的困难，对于我们的语文教育的改进，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二点。
　　更重要的是，出版编辑工作人员的培养提高在解放以后做了工作，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是不够。实际上出版工作者同新闻工作者一样，是一种专业，并不是每一个出版工作者都可以做新闻工作，也并不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能做出版工作。因为出版工作、编辑工作有它的一个特点。而在这里，我们缺少培养新的干部、新的编辑人员的工作，很多的专业出版社往往把出版工作看作是一桩无关重要的工作，把一些不适合于做出版编辑的人弄来，这样就使得我们书籍的出版质量不容易提高。所以出版工作者协会这个组织，我是举双手赞成的。有了协会组织，首先的任务是帮助我们所有出版工作者逐步地提高，这样也就使得我们出版物，我们书籍质量逐步提高。由于过去没有出版工作者协会，出版编辑这一行往往没有被各方面所重视，也没有机会来共同研究，共同帮助。现在有了这个协会，确实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希望这个协会不是仅仅有名义，应该做许多实际的工作。比方，在大学里应该有出版专业，全国出版界应该有评比，对书籍出版应该有批评和自我批评。书评的工作是推进出版工作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重视得不够。现在有了出版工作者协会，应该把书评放在重要地位，应该在报纸刊物上面发表更多的有份量的书评文章，使得广大读者能够了解哪些书是值得一读的，哪些书是不值得一读的，真正由广大读音对书籍的出版起一个监督作用。所以出版工作者协会，它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除此以外，当前最紧张的问题，是关于出版的生产工具，那就是印刷、纸张、装订、油墨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仍然停顿在解放初期的阶段。由于印刷技术方面的落后，纸张供应的缺少和质量落后，我们的书籍不能同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相比。尽管内容我们还是有许多优秀作品，但是内容同形式还是不能绝对分离的。这样我们的出口品也由于装璜、包封形式不好，所以不能在国际上出售。我们的书籍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印刷工业同造纸工业要很快地跟上去。
　　最后，谈谈我们的书籍的发行工作。解放以后，把发行工作统一在新华书店，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但是，新华书店作为全国人民的供应书籍的机关，它同读者群众的接触还是比较少的。比方，现在经常在报上登的读者的意见，要求把我们新华书店的书柜打开，可以让大家自由地选择，这点我们现在就没有能够普遍地做到。我记得，在三十多年以前，甚至是四、五十年以前，商务印书馆，特别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总发行所，就是在商务印书馆的中间开辟一个读书的地方，摆好了桌子凳子，让读者随便可以找他需要读的书。有很多的穷苦的学生、穷苦的青年买不起书，就是每天到商务印书馆去看书；商务印书馆并不因为他只看书不买书就感觉到不满意。相反地，还经常帮助读者找到他要读的书。就我所知道，通过这个制度，很多读者增加了知识，养成了经常读书的习惯。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做法，不但没有减少它的书籍销路，而且逐步地增加了。这样的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可以做得，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好象很困难，把这个书柜不敢打开来，不让读者随便可以选择他所需要读的书，他所要买的书，这说明我们今天的书籍发行的事情，还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同时，这也影响了我们出版事业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图书同读者之间的密切的联系。我相信，跟着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步一步的发展，我们出版事业也一定要跟上新的形势，很快地来个跃进。
　　我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可能是错误的，我提供同志们作为参考。至于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很少，我只能作为一个局外的人，来向出版工作者协会提供我自己过去工作中间一些正面的反面的经验，请大家加以批评。我的话完了。